针对大学机构的行动建议

1. 缓解孤独

对于大学来说，只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学生的孤独感，就一定能够缓解优绩主义的负面效用，无需任何优绩制度上的改变。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大学对于学生来说俨然是一个纯粹客体的、他者的存在，想要有效地让学生主体走出孤独的困境几乎是天方夜谭，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学生的孤独是由其个人成长经历、外在条件和个人性格等因素交织而成的，是他们自己不愿意或者不能够走出孤独而非外部主体对其产生某种压制效果。或许是由于为了高考等优绩体制而放弃社交，或许是由于不够自信而回避社交，又或许是天生内向而缺乏经验——但总之，孤独感是学生自己造成的，即使他们没有主观意愿；这绝非大学的问题。因此，大学所能做的，唯有引导；而引导的方式是尽量降低学生参与社交活动的门槛，具体来说有三个维度：1. 减少硬性社交或语言能力的考核，如各种形式的面试；2. 创造一个社交无负担的场域，以某些事物如学业交流、共同经历或爱好等为锚点消融人与人之间的“心之壁”；3. 在有筛选的前提下，主动融入这些学生的生活世界，以更加亲密的形式促成引导。基于以上三点，下面提出一些具体的行动建议。

1.1 鼓励社团在专业和兴趣上分层建设

大学社团常常是学生们初入大学时非常青睐的社交渠道之一。除了可以在社团中学到更多有关自己所热爱事情的技能，获得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更可以收获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许多社团为了保证成员具备相关能力以组织或参与特定活动，如乐器演出、体育比赛等，会通过面试等方式对成员进行筛选。这种筛选对于社团建设和后续成员互动而言无疑是合理的，但是也导致大量在高考前没能培养出一些兴趣特长的学生丧失了这些机会。我们希望社团一方面作为具备专业技能的同学进行交流互动、展示的平台，另一方面作为开放给所有对社团所涉项目感兴趣且愿意学习的同学，并同时为这两种群体提供广泛而有效的社交机会。因此提出以下建议：

社团部门分层： 学校鼓励每个社团在成立时，至少设立两类部门：一类是专业部门，需要对成员进行筛选，保证他们有较强的专业能力，如负责演出及演出策划、参加相关竞赛或者组织培训活动；另一类是兴趣部门，开放给所有感兴趣的学生，不设置任何门槛，学生以社群为渠道了解和参与社团组织的各项活动；此外，社团应在招新时强调自身对于任何感兴趣同学的包容度；
鼓励社团组织惠及更多学生的活动： 学校应鼓励社团积极在兴趣部门开展活动，如组织培训、讲座和交流体验活动；设立报销制度社团专业部门成员在完成活动组织策划后可以向学校相关部门申请经费支持，同时学校也应加大这一方面的经费投入，同时对此类活动的组织效果予以严格监督，这部分工作可由校级学生会社团工作部负责，对于高质量活动应有更大支持力度；
对活跃社团进行表彰： 设立“社团奖学金“，对较多组织该类活动，为志同道合的学生们创造平台，构建良好、低门槛社交场域的社团工作者们给予嘉奖，基本形式为活动过程记录以及答辩评审环节，并对获奖社团在宣传上予以支持。

1.2 创建“烦恼共融”互助小组

学生的孤独感除了通过具体的社交渠道缓解，也可以通过构建“精神共同体”缓解。孤独感的核心是在这个世界上无法被“看见”，从而产生的一种没有尽头、没有希望的被抛弃感；而如果学生的处境可以在大学场域下被其他所看见甚至产生共鸣，这种孤独感则会被大大削弱。教育学研究表明，失败能增强学生之间的连接。当学生意识到失败是生活的一部分时，会更愿意与他人分享自己的经历，从而建立更紧密的同伴关系，这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当代大学生的孤独感与迷茫感。在对同伴支持效果研究的论文中，学校中开展“失败分享”活动后，学生之间的互助行为显著增加，且孤独感显著降低。斯坦福大学的一项实验发现，在课堂上分享失败经历的学生，其与同学的关系质量显著提高，且更愿意参与小组合作学习；同时，当同学了解到他人在某领域的失败经历后，会引发他们的好奇心与好胜心，有利于激励同学尝试更多的发展方向，因为我觉得在现实中，多元化的成长路径并不稀缺，并不是只有学习考试这一条道路，还有很多个性化的道路，它们离我们并不遥远，缺少的只是一个了解它们的契机，只是一个尝试的勇气，而这个失败者故事会，会给参加这个活动的学生一个了解的契机，给他们一个尝试的勇气。

因此这里我们提议在大学内，创建一个“烦恼共融”互助小组，类似于上海交通大学“励志讲坛”的形式。活动的核心是让经历过失败的人分享自己的故事，不论他们是历经挫折最后力挽狂澜，还是发现其实生活不需要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也可以很快乐。具体所需工作如下：

成立“烦恼共融”互助小组工作组：与校级学生会部门同级，负责宣传、策划、组织、审核等工作。工作组成员需要经过筛选，具有一定学生工作经验并认同互助小组的核心理念；
工作主体： 互助小组以定期举办宣讲者的讲座为日常活动主体，讲座面向大学全体师生开放，可以设立奖励机制鼓励参与；
成员要求： 需要筛选出有真实失败经历的参与者。通过报名表收集参与者的基本信息和失败经历描述，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人，而后组织面试，要求分享者描述具体的失败经历，以及为什么愿意公开分享，确保其真实性。筛选过程中应尊重参与者的意愿，避免强迫或压力；
配套宣传： 对已入选的宣讲者给予宣传上的支持，提高活动知名度和参与度，同时对其讲稿进行严格把关，防止出现不适宜在公众场合讨论的内容，但不可矫枉过正，应当尊重其表达意愿；
常态化活动： 设立“互助团”，由宣讲者和工作组成员共同构成，宣讲者宣讲后自动成为互助团成员，形成可持续的、有效的同伴支持网络。互助团的日常活动包括：
1. 通过校内论坛（如上海交通大学水源社区）等渠道收集学生希望咨询的问题，定期对问题进行详细的回应；
2. 发现共性问题可以组织研讨班或交流会，每次活动以5-10人为宜，以圆桌会议或其他形式建立更深层次的交流机制；
3. 互助团可以发挥“学生vs学生”的心理咨询作用，探索教育领域下新的心理支持形式，同时缓解学校心理健康支持服务的压力。
表彰与奖励： 分享行为应被作为一种官方认可的“服务与贡献”行为，可在评奖评优时作为加分项；

1.3 鼓励增设以班级为单位组织的文体活动

班级，作为学生在大学中最基本的组织单位，本应是归属感与集体荣誉感的摇篮。然而，在以个人学业为中心的评价体系下，班级的功能往往被弱化。许多同学可能直到毕业，对同班同学的印象也仅仅停留在“知道有这个人”的层面。这一点在我校部分体量较小的文科学院中最为显著——每位同学都仅关注自身学业，对其他同学的关心在乎本就比较少，同时学院体量小又使得学院内部班级的作用被进一步削弱，同学们的日常行动以学院获年级为单位，而非以班级为单位。

因此，学校和学院层面应当鼓励并支持班级开展更多元化的集体活动。这不应仅仅是几次象征性的团日活动，而应是贯穿整个学期的、在不同学年均存在的安排。具体建议如下：

设置“轻量化”与“趣味化”的活动： 放弃宏大叙事，转向小而美的体验，如设立“班级活动创意基金”，由班委或学生代表向学院申请，用于组织学生真正感兴趣的活动。例如，组织一场“狼人杀”或“剧本杀”主题的团建，这类活动天然具备社交属性，能让不熟悉的同学在角色扮演和逻辑推理中快速破冰。正如本研究访谈对象之一小刘的班主任，曾在心理班会上“出资了500块钱给我们买奶茶和零食”，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却极大地拉近了同学间的距离，“大家玩得也比较开心”。这种“微小但真诚”的投入，往往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情感效果。当然，放弃宏大叙事并不意味着放弃思政教育，通过小而美的兴趣活动、集体活动体验改善学生的心理状态，增强学生对班集体乃至校集体的归属感，本身就是思政教育的一种形式。
形成“荣誉化”而非“功利化”的激励机制： 为避免活动沦为“刷素拓”的工具，应弱化物质或学分奖励，强化精神与荣誉激励。例如，在学院每学年的年级大会中，设立“年度最具活力班级”或“年度最佳组织宿舍”等奖项，让集体荣誉感成为凝聚班级的核心力量。

除了班级层面的“小而美”，由学院官方组织牵头的大型集体活动，则能为更广泛的学生群体提供相识、相知的“大舞台”，打破不同班级、不同年级之间的壁垒。如应鼓励各学院在学工层面重视如下活动建设：

重视由学院团委主办的品牌活动。学院团委可以牵头打造具有传承性的品牌集体活动，将其作为学院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极佳的正面例子是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举办的“春之声”系列校歌合唱和班风展示大赛。该活动要求本硕博新生班级以班级为单位参赛，在传唱校歌的过程中，通过长期的集体排练和最终的舞台呈现，极大地增强了班级之间的集体归属感。许多同学曾表示，正是通过这一活动，才与班级同学逐渐熟悉起来。这类活动以集体荣誉为目标，淡化了个人竞争色彩，能够有效地促进学生间的合作与交流。
重视由学院学生会等学生组织承办的多元化活动。学生会、青志队、科协等学生组织，因其更贴近学生日常生活的属性，可以承办更多元、更灵活的集体活动。这不应仅仅是几次象征性的学术讲座或晚会，而应是贯穿整个学期的、在不同学年均存在的安排。可以是一次周末的集体观影，一场酣畅淋漓的篮球赛，甚至是一次简单的、由学院支持的集体聚餐。当同学们在课堂之外，在不涉及绩点与排名的轻松氛围中相处时，才有机会看到彼此身上更鲜活、更真实的一面。由学生组织来策划这类活动，更能确保其内容和形式符合同学们的兴趣和需求，从而提高参与度，真正达到增进情感、缓解孤独的目的。

1.4 建立具有实际作用的生涯导师制度

大学机构显然没有能力也没有义务主动对于每一位学生进行主动引导，在他们在学习、生活上出现焦虑、迷茫的时候提供帮助。但是，如果将学生群体的范围缩小化，同时引入有意愿的高年级学生或者校友群体参与，这件事情就变得可行了，这就是生涯导师制度，其基本形式是由高年级学生（大四及以上）和已毕业校友担任生涯导师，一位导师带1-5名本科低年级学生，对学业规划、职业规划等方面给予细致的指导。上海交通大学已有类似活动，即伯乐计划。但是该活动覆盖范围较小，仅限于各专业个别最优秀的学生，且导师由多位教授担任，仍存在一定代沟且教授们工作事务较多，需要负责很多科研、教学工作，这些导师本身也指导多名硕博生、本科生，故难以在伯乐计划框架下给予学生更细致的指导。我们提出的生涯导师制度具体形式如下：

导师要求： 高年级学生（大四及以上）和已毕业校友提交导师报名意向表，陈述自己的成长故事以及为什么想要担任导师，这些内容也是决定其能否成为导师的关键；导师本身的成就大小应当予以适度参考；
被指导学生要求： 意愿被指导的学生提供简历并分享自己的故事，阐释为什么希望参与该活动；后续由多位生涯导师参与面试，面试重点不是口才或学生的成就大小，而是真诚程度，应以促进导师和学生之间相互了解为旨，确保导师发自内心地愿意去指导意向学生，构成一个双向匹配的前提；
双向匹配： 入选学生填写多位导师作为志愿，导师也选择多位学生，双向匹配确认指导名单；每位导师具体带几位学生由导师自己和活动参与情况共同决定；提倡师生性别相同；
师生管理： 每一期生涯指导为期一年，这期间师生受到制度约束，需要完成以下工作：
1. 指导初期，学生需要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一份学期计划书，包含学业成绩目标（不鼓励越高越好，而是与未来规划匹配）、专业技能培养、兴趣爱好探索和软实力培养等指标，形成具体到每个月应该完成的任务；
2. 每个月开展至少2次师生座谈会，交流任务进度和修改计划书内容，并交流在学业、生活上遇到的任何困惑；座谈会需要形成文字稿作为活动材料，并为后续指导提供依据；同时鼓励座谈会之外，师生私下多多交流，定期开展团建活动；
3. 学期结束，师生共同反思结果是否与计划书的期待相一致，学生撰写学期总结报告；两个学期后，本期生涯指导结束，所有导师及其学生共同参与总结答辩，为本活动建言献策并评选出优秀师生；
4. 每期活动结束后，原则上当期学生不再参与活动，但仍可以与导师有交流互动，导师进行下一期活动筹备阶段；所有学生原则上有义务在高年级或毕业后担任生涯导师；
增加以班级为单位的活动（文体活动为主） (zzc)

2. 改善优绩制度

优绩制度威慑力的根本来源是其与社会资源分配的强相关性，在此基础上，其无限区隔、全景监狱式的符号编码风格使得学生们陷入如履薄冰般的焦虑和迷茫。大学应当尽量掀开社会资源分配的神秘面纱，让更广大的学生去了解社会现实，让他们认识到大学并非象牙塔；而自己也不再是纯粹的、只需要学习的学生。此外，很多大学在招生时常常作漫天的承诺，利用学生对于大学生活的幻想和期待，尽量地抬高自己的生源质量，其中不乏玩弄文字游戏，甚至于某些“超短裙”招生、过于夸张的大类招生等令人不耻的行径。当这些学生进入大学后，大学就有天然的伦理义务，去培养每一位它招进来的学生，不论这些学生在大学的优绩制度下时优秀或是平庸，故而对于“优秀者”在资源上存在倾斜是合理的，但对于成绩中下游及以下学生的忽视和在资源上的不管不顾是丝毫不负责任的。大学在这块履行义务的方式就是为这些学生兜底，需要为他们提供一定的资源，确保如果他们愿意往某个方向努力，不会面临无路可走的局面。当然这一兜底显然是有限度的，因为对于学生本身才是自己未来规划的第一责任人。

除此之外，制度都是不完美的，优绩制度除了如上所述其固有的、来自于社会发展对于上层建筑客观塑造而形成的负面效用，还有一些是在实施过程中，由于人力物力的缺陷而衍生出的可以加以改进的副作用，如形式主义作风、师风师德问题、学术资源私有化、学术不端、明招暗定等。中国现代大学的部分是国家官僚机构，部分是商业企业，部分是学术共同体，其发展速度已经超越了其治理结构的演进，十分复杂。当我们难以彻底根除优绩制度内在的一些缺陷，尽可能削弱这些非必然性的副作用就成了我们应当关注的着手点。

综上，，改善优绩制度的思路有：1. 消弭制度非必然的副作用，尤其是为在权力结构上绝对弱势地位的学生群体提供强有力的监督权；2. 合理范围内，给予学生更大容错空间；3. 限制区隔，用制度防范过度内卷的行为；4. 为“差学生”兜底，为他们提供真正提升能力的途径和资源，帮助他们进行原始积累。

2.1 防范课程中的形式主义作风耗散学生精力

在当前高校课程设置中，存在相当一部分“意义不明确、学了即忘”的课程。这些课程往往目标模糊、内容空泛、考核流于形式，不仅难以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反而在无形中大量消耗了学生的时间和精力，造成认知负担与情绪疲劳。在优绩主义体系下，这类课程被人为地赋予过高的评价权重，他们不得不为了成绩而去完成一些没有意义的任务，给原本就迷茫焦虑的心境雪上加霜。为改善此现状，具体建议如下：

学生反馈渠道： 在教学评价上，建议引入基于学生实感反馈的“教学耗散指数”指标，并通过评教系统设立独立栏目，对于学生普遍反映“无效”“负担重”的课程予以特殊标记；
定期开展课程审核： 大学定期开展课程价值审核，建立课程清退机制，对被标记课程，通过学生、授课教师、该专业校友以及院系领导等多方会谈的形式对于课程内容重新把关；对于确乎应当被删除的课程，可以通过引入P/F制作为过渡；
课程压缩： 鼓励院系试点“课程压缩机制”，将部分实践导向弱、内容重复度高的课程转为模块化在线教学或一次性考核制，避免其在正常学期过度占用学生时间。

2.2 改善成绩计算方式

很多顶尖大学已经开始尝试对绩点制度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改革，大体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提高学生的容错率，允许学生在某些课程上出现问题的情况下，仍能够维持一个较好的成绩；另一种抬高平均绩点，让学生在出国留学等渠道下更如鱼得水。清华大学执行了第一种改革方式，其秀钟书院和笃实书院宣布不将第一学期GPA计入总GPA计算。大一学年选修所有课程成绩将如实计算，以便学生评估自己知识掌握情况，但对奖学金评定、推荐攻读免试研究生学业成绩评定不产生影响。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学生对于成绩“如履薄冰”的感觉，大大削弱了算法评分系统“全景监狱”的属性，为学生提供更大容错空间与更长的适应阶段。更进一步地讲，大一学生也是最无知、自大看不清自己定位的学生，他们应有一些试错空间去直面现实；且大部分专业大一时期的基础课，学分高且考试内卷严重，想要获得高分就必须进行大量机械重复性训练，而这些训练带来的考试能力的提升并不能被直接应用到专业领域下，这些课程不计绩点可以让学生把更多精力专注于后续专业课程的训练上，更具效率。

但是这种做法也相应地存在诸多问题。第一，清华大学的学生自律性和智商非常高，即使没有考试压力，大部分学生也有自驱力进行足够的知识学习，或者探索其他领域，而对于非顶尖大学的学生，本学年很可能直接“玩”过去，导致学业荒废，根本无法在后续学年进行更精进的学习，这种结果可以通过增设“新生奖学金”等方式规避；第二，此类改革必须加以限制，例如某些基础课必须在本学期修读（防止如还未修读微积分就选修偏微分方程的情况出现），并增设所选学分上限，防止出现学生大量利用该制度规避难度大、给分低的课程，导致决策内卷。

复旦大学的改革措施则显得较为保守，他们引入了P（pass、通过）和NP（not pass、不通过）的机制，学生在就读期间可以选择不超过16个学分的课程，成绩不计入绩点计算，但是每个学期至多只能选一门。该机制能够鼓励学生勇于进行跨学科学习，即使这门课程难度较大，又或者学生对自身实力认知不清，决策失误，学生就可以选择把这门课pass，于是这门课也就不会算入绩点。同样地，这种方式也大大拓宽了学生的容错空间。

第二种改革来源于“压分”行为给予学生过大压力。学校、院系通过设定规则（如正态分布），维护其声誉和管理的便利性，并向上输送符合其标准的“精英”；教师作为规则的执行者，在维护自身权威、规避风险和筛选人才的多重动机下，成为“压分”的具体实施者；而大多数学生则成为这条利益链的承受者，被迫参与这场以绩点为核心的残酷游戏。然而，过度纠正“压分”行为也会导致绩点通胀，陷入另一种形式的内卷，改变的只有数字（当然，改革初期的学生一定是受益者）。在如今存量竞争的时代，问题的焦点仍然是有限的资源的分配方式，即生产关系；绩点制度的确彰显出很多问题，却并非破局的关键，它更像是各方矛盾交织的结点，无论如何修饰也难以动摇其背后更加深刻的矛盾。

总之，绩点改革制度是一件绝对的大事，关乎一所大学的诸多利益和发展未来，在此我们列举两所大学的改革措施作为参考，更进一步的改革需要根据不同大学的不同情况做更加细致的分析，尽可能找到各方利益的均衡点。

从这两个思路出发，即使绩点制度改革难度较大，但是开设更多基于N/P计算方式的通识课程也是缓解学生压力、拓宽学生知识面以及提高就读体验的良好措施。这不但弥补了某些学生因为担心精力不够而不敢选择跨学科课程的遗憾，也规避了通过高分通识课进行刷分的内卷行为的存在。

2.3 提高课程质量

大多数大学面临课程质量保障的缺失与低质量现象的滋生，尤其是在网络媒体资源发达的现在，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世界顶尖学府的高质量课程触手可得；即便如此，很多大学教授用签到、平时分等算法评分系统的组件要求学生们必须坐在某些低质量课堂上。课堂上老师潦草地教，学生潦草地听或者根本不听，导致整个教学系统的空转，徒增无意义的消耗，浪费双方的时间和资源。

其根源在于教师评价体系的严重失衡。教师，尤其是处于职业上升期或面对"非升即走"压力的青年教师，为了应对更直接关乎晋升、评优和资源获取的科研绩效压力，不得不将主要精力投向科研活动。这使得教学，特别是承担量大面广的基础课和通识课，被视为非优先的任务乃至一种负担。直接导致这部分课程投入严重不足、教学内容更新滞后、教学方法趋于单一。部分课程因此沦为“雷课”，其学生体验差，收获感低，却又因课程体系的刚性要求而必须去上，这不仅造成了宝贵教育资源的浪费，更严重损害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基础能力培养。

而且，如果学生不断地在低质量课堂上浪费时间且无反馈渠道，他们可能会诉其它途径，如校内论坛甚至网络社交媒体，这些行为也可能对教师和大学的形象、权益造成损害。因此，建立一个完善的课程反馈机制以及相应的课程质量完善机制是对学生教育的负责，更是对学校自身和学校教师的保护。具体建议如下：

建立融合学生评价，同行评议，教学创新成果以及教学工作量与难度等多维度的综合评估机制。大学机构应将教学作为与科研成就并重的应用于晋升、评优和资源配置的核心依据，并设立专门的教学型岗位和晋升通道，以认可教师不同的专长与发展路径；
建立强有力的课程质量保障与支持体系，各学院应有相关负责人定期审查课程大纲、教学材料与教学方法；为教师，特别是新开课教师提供涵盖教学设计、教育技术应用和课堂互动等内容的专业培训与咨询；对评估不佳的课程进行诊断，提供帮扶，而非简单取消或惩罚，从而确保所谓的“雷课”有人管理、有方法改进、有方向提升；
构建安全、有效且常态化的师生教学反馈机制，譬如对于每门课程推行期中教学反馈制度，在学期中段通过设计科学的问卷或组织小型座谈会，匿名收集学生对课程内容、节奏、方法、互动等方面的具体改进建议，并严格确保反馈结果仅用于教师当学期教学的即时调整，与人事考核完全隔离，以消除师生双方的顾虑，如选课社区，由教学管理部门进行初步筛选和匿名化处理后再与教师沟通。

2.4 维护考试公平性

一位受访者的经历极具代表性：他为一门课付出了巨大的心血，“每一节课都是坐在第一排，然后从头听到尾基本上不会走神的，然后全部笔记都有记”，最终却只得到了70几分；而另一门并未投入太多精力的课，却意外获得了90几分的高分。这种“投入跟产出完全不匹配”的情况，让他对分数的公正性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这个分数真的能反映什么东西，所以我也就不会特别在意他了”。

这种“不在意”的背后，并非真正的超脱，而是一种无奈的、习得性的无助感。它会严重打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甚至让他们对教育本身产生不信任感。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确保评价过程的严谨与公正。学校应明确要求，做好如下程序性工作：

全平行班评分制度： 对于同一课程的不同班级授课内容应保持一致，若授课内容给予教师较大自由空间，则至少不同班级间考纲和考试范围应保持一致。我校有不少课程存在严重的教考分离现象，部分学院（以人文社科为甚）同一课程的不同班级老师授课内容差异巨大，考试时出现的题目则为不同老师教授内容的“并集”，由此考试评分并无公平性可言，完全变成了选课和运气的博弈。
评分标准透明化： 建立清晰明确的考纲、评分构成和评分标准，并在学期初就向所有学生公布。三是考试结束后须设立有效、便捷的异议反馈机制。例如，在教务处设立独立的、公开的成绩复核渠道，让学生在感到不公时，有路可循，有理可说，而不是直接在公开社交网络上寻求舆论支持，给学校带来更大的工作压力。

当评价过程不再是一个神秘的“黑箱”，当每一分都变得有据可查，学生才能从对“运气”和“老师主观偏好”的揣测中解脱出来，将精力真正聚焦于知识的学习与能力的提升。这不仅仅是对学生个体努力的尊重，更是维护教育公平与公信力的基石。

2.5 设立“进步奖学金”

长久以来，国家奖学金、市级优秀奖学金等荣誉都属于各个专业成绩最优秀的几位学生，而这些学生的成绩一般从大一上学期就已经是顶尖；换句话说，一旦学生的某一学期的成绩不尽人意，它们就必然与奖学金无缘。这种“一失足成千古恨”的评判方式自然成为“全景监狱”进行文化氛围上再生产的工具。大学课程传授知识的方式一般是螺旋式上升，前后勾连，如果学生们能够在后续课程取得好成绩，足见他们弥补了前期知识的缺陷，或者证明他们只是考试能力不足。这样的学生也应有被表彰的机会。

但更为重要的是，大学应当营造一种文化氛围：真实有效、算得上真正的原始积累的知识，也就是能够被应用于学术界、工业界等领域的技术技能，才是值得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的，而不是一纸成绩数字；一时的成绩低谷应当被包容和谅解，正处于这种低谷的学生同样大有可为。但此类进步奖学金也可能会伤害成绩中上游学生：下游学生进步至中上游可以获得奖学金，那一直处于中上游的学生又做错了什么呢？因此，在设置判定“进步”指标时，应该慎之又慎；在进行奖学金评定时，除了明面上的成绩指标，还应该关注学生内在心境的变化历程。具体执行方式如下：

数据参考： 参选奖学金学生最近一学期成绩专业排名应处于20%以内，计算该生成绩最低一学期专业排名，进步幅度至少40%，如从50% -> 10%；
评选方式： 成绩指标符合的学生进行答辩，详细陈述自己的心路历程：遇到了什么困难、如何解决、未来规划等；
常态化机制： 成功获得该奖学金的学生组成一个团体，每学期至少开展一次讲座，为那些处于成绩低谷、面临算法评分系统而焦虑迷茫的学生讲述经验，排忧解难，也可以通过圆桌会议等形式开展研讨会，将他们自身收获收益最大化，同时也为更广大迷茫的同学提供支持与帮助。

2.6 开展无门槛学术交流活动

对于大多数大学生来说，科学研究大学里总是一个熟悉又陌生的概念。熟悉是因为非常多优秀的学长姐都在从事这项工作，这也是自己所在专业的授课教师的本职工作；陌生是因为不知道如何将自己课内所学知识应用于此，也不知道如何与导师沟通，开启自己第一段科研经历，又或是不知道如何获取课程以外更贴近科研的知识技能训练。很大程度上，对于算法评分系统的过度敬畏也正是来源于学生对于科研活动的具体形式尚不了解，只能尽量保障自己视域内的指标（即考试成绩）尽可能的好，以防未来某个时刻自己不会错失某些机会。这种心态即是一种过度防卫的心态，破除他们对于成绩之外知识活动的信息差，拓宽他们视域中的赛道能够显著削弱他们面对未知和竞争时的焦虑心态。开展无参与门槛的、展会式的学术交流活动能帮助对该领域感兴趣的学生快速破除信息差，并在与各个课题组的交流中建立切实有效的连接，突出低门槛和高参与度。具体实施方法如下：

基本形式： 学术交流活动每学期举办一次，由校团委科创协会承办，其基本形式为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或课题组导师组成分享者，与本科生面对面交流，旨在为本科生（主要是大一、大二尚未选择专业的同学）提供一个了解科研方向和专业选择的平台。学长学姐将向本科生介绍各自的研究领域、日常科研生活及未来的就业方向，同时为同学们提供个性化的咨询。学校给各个实验室课题组设置指标，每学年必须参与一次分享；
前期准备： 每期活动开展前，收集同学们希望了解的研究方向信息，制作汇总指南提供给学长学姐，确保他们能够主动输出有价值的内容。指南内容可能包括：
- 研究方向所需学习的知识地图
- 可能的就业方向及薪资等信息
- 日常科研生活展示及研究前沿方向
- 已有科研成果展示与Q&A
- 研究前沿方向以及前景
- 个人科研竞赛等经历
展览主体： 参与学术交流活动的可以是实验室研究方向概览，也可以是正在进行或已经完结的某项工作；分享者制作学术交流海报，在活动举办地点展出；配合足够的宣传工作保证学生参与度，也可以为参与学生发放素拓奖励；
活动进行： 活动进行时，参与学生们自由走动，排队找学术海报前相关学长学姐进行咨询；咨询是一对一咨询，但是还未排到自己的同学可以选择先行离场或者旁听，应当控制单人最大咨询时间，设立志愿者团队负责活动现场的秩序（控制时间）与资料发放，确保活动的顺利进行；
体验保障： 各专业的交流活动应在不同场所进行，防止出现某些热门专业人员扎堆而冷门专业无人问津的情况出现，损害分享者的心血和热情；

2.7 给予学生更大学习自主权

上海交通大学选课社区上，有很多课程被学生称为“雷课”，这些课程具有以下至少一个或多个特点：课程质量极其低下、给分低且给分方式不透明、课程任务量繁重且无意义。不幸的是，由于课程容量的限制，这些雷课总要有学生去上。然而选课成功与否完全是由运气决定（这也催生了课程买卖的利益链，导致一些学生对于课程没有需求，但仍选高评价课程以谋取利益。），很多学生因为某门课程的低分导致成绩出现问题，而滋生非结构性的焦虑、不满情绪。大学很难去干预教授的授课以及打分方式，教授们的利益相关仍然集中于科研而非教学，但是在如今很多课程教育资源并不稀缺的前提下，允许某些学生采取更自由自主的方式学习是应有之义。正如2.3是对于教学一方的建议，本节则是对学生一方的建议。对于交大来说，目前类似的机制有免修和免听。

免修：平均积点在3.0以上的学生通过自学或其他途径己掌握了某门课程,经本人申请,院(系)审核,可参加学校统一组织的免修考试,考试成绩在80分或B+以上(含80分或B+),可准予免修,成绩以"P"计入成绩大表。未获准免修的课程成绩不计入成绩大表中。英语、"两课"、体育、军训、实验及实践教学环节、课程设计等课程不能申请免修。该制度的确帮助很多已有自己规划的学生节省了时间与精力。

免听：在某课程修读通过后、再次选修该课程时,不得与其他课程存在时间冲突,且不能申请免听;在第三轮选课中,"重修"课程(修读未通过的课程)可与其他课程存在最多6个课时的时间冲突,但须向任课教师提出书面申请并获批准后,可免听"重修"课程的冲突部分,但必须完成规定的作业,并参加该课程期中与期末考试。对于成绩在41分及以下的课程或该学期受到退学警告的学生重修不得申请免听;如申请的免听课程包含实验与实践教学内容,则该部分内容必须修读,不能申请免听;"两课"、体育、军训、实验及教学实践环节、课程设计等课程一律不能申请免听。

免听当且仅当重修的不及格课程与首次修读课程的上课时间有冲突时，可以对重修课程的部分或全部申请免听——这样它的可用范围就大大缩小了。我们认为，免听制度的覆盖情况应该适当扩大，以帮助学生探索更灵活更有效的学习方式。具体形式如下：

申请免听的学生必须提供详细的理由、自学方式及计划，由教务老师、该课程授课教师共同评估是否批准；
免听学生的课程成绩应有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加权决定，不再设课程作业、平时分等环节，具体计算方式由授课教师决定；
免听申请必须在学期中之前进行；
课程质量无法保证？（雷课总要有人去上）
- 需要了解对于教授的评价制度
- 为学生反馈提供恰当渠道，同时保护学生和老师，如更频繁的教学反馈，来评价老师教学水平、构建学生和老师交流的桥梁(yky)
让教学、考试、评分全流程程序化，严格按照程序办事（必须提前明确考纲、评分构成、评分标准），特别是同一课程不同班级，明确授课内容、相同的考试范围，以及考试后有效的异议反馈机制（如教务处设立公开的反馈渠道）(zzc)

3. 改善宣传手段

宣传手段的改善不是对优绩主义赶尽杀绝，鼓励“躺平”。大学场域下优绩主义叙事的兴盛离不开大众对于优绩、成功、财富地位的崇拜，大学针对这些下沉群体进行广泛宣传，的确有效提升了知名度和招牌，直接或间接地受益于学生本身，即使学生们对此类庸俗叙事深恶痛绝。因此，好的宣传方式无非是在各方相异的利益和矛盾之中寻求一个最接近完美的平衡点。为此，我们认为在宣传上尽可能消除对纯粹数据主义的崇拜，发掘学生的异质性，用异质化的“真正价值”对抗同质化的“媚俗优秀”是解决问题的核心。如果说对于个体来说，幻象不可避免，应当直面社会真实的对抗和不一致；那么对于大学机构来说，尊重学生的主体性，直面学生真实的需求和想法，才是宣传工作的不二法门。综上，解决问题的思路有两个：1. 防止出现舆论事故；2. 消除优绩主义叙事的精英属性，强调其利他价值。

3.1 在公众平台构建与学生的精神共同体

这一措施的核心目标是重塑大学与学生的关系，将官方宣传平台从一个冰冷的、发布成就的“荣誉榜”，转变为一个有温度的、承载真实情感与思想的“客厅”。当学生感到自己的真实声音被忽视、真实困境不被理解时，任何一个小问题都可能通过外部社交媒体发酵成一场公关危机。构建一个“精神共同体”，意味着大学主动放下身段，提供一个官方的、安全的、被尊重的渠道来承接和回应学生的真实情绪与诉求。这是一种前置性的危机管理，通过日常的真诚沟通来疏解压力、建立信任，从而大大降低舆论“燃点”。

传统的宣传模式往往聚焦于少数“明星学生”的耀眼成就，这在无形中加剧了大多数学生的“相对剥夺感”，制造了“精英”与“普通人”的对立。而“精神共同体”则通过展示群像来消解这种精英主义。它关注的不再仅仅是“谁登上了顶峰”，而是“我们作为一个共同体，正在经历什么、思考什么、以及如何互相帮助”。通过分享普通学生在平凡日子里的坚守、互助与成长，来传递一种更具普适性和利他性的价值观。具体行动建议如下：

为学生提供发声渠道： 巩固微信公众号、Bilibili等核心平台，但关键是改变其内容定位。公众号不再仅仅是新闻通稿的发布器，B站也不再只是宣传片的陈列馆。开辟“无主之地”专栏：设立一个名为“树洞”、“回声”或“未名说”的常设专栏，专门刊登来自学生的、匿名的真实投稿。内容可以是对学业的迷茫、对未来的焦虑、人际关系的困惑，甚至是对学校政策的建设性批评。编辑部的作用仅在于筛选掉违法和人身攻击内容，而保留原汁原味的情感与思考。
回应展现真诚： 在每一篇推送后，精选并放出有代表性的、甚至是尖锐的评论，并由小编（最好是学生团队）进行真诚、平等的回复。定期（如每月一次）整理后台的热点问题，邀请相关职能部门（如教务处、后勤、学生处）的负责人进行公开、书面的回应。
发起“我们的故事”系列征集：开展常态化的主题征集活动，如“我的‘失败’时刻”、“一次改变我的对话”、“我身边的‘无名英雄’”等。用大量真实、朴素、多元的个体故事，去覆盖和对冲单一的“成功学”叙事。这些故事的主角不必是奖学金获得者，而可以是任何一个在平凡中展现出坚韧、善良或独特思考的普通学生。、
72小时回复机制：对于后台和评论区中有关学校公共管理和服务的具体问题，建立一个承诺在72小时内给予初步回应或指明处理部门的机制。这能极大地提升学生对学校的信任感。
线下生活会：将线上的互动延伸至线下，每年定期举办由校领导参与的、小规模、无预设议题的线下交流会，名额从长期在官方平台参与建设性讨论的学生中随机抽取或者通过面试选拔。形成一种强有力的象征，表明学校最高层愿意倾听最真实的声音。

3.2 增设有学生参与的舆情预警机制

在高等教育领域，优秀学生群体的宣传一直是大学展现办学成果、激励在校生的重要手段。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过度宣扬优绩主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逐渐凸显，大学宣传手段亟需优化，以实现激励与包容的平衡。

保留优秀群体宣传符合正向激励原则，能为在校生树立榜样，激发他们的学习动力。然而，为避免引发负面舆情，需要学生部门进行预先检查。学生部门熟悉学生群体的特点和需求，能够从学生的视角出发，筛选出合适的宣传内容。同时，维持学生学段的差异性也很重要，不同学段的学生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不同，需求也各异。例如，对于低年级学生，可能更需要学习方法和适应大学生活方面的引导；而高年级学生则更关注职业规划和学术研究。通过维持学段差异性，能够使宣传内容更具针对性，提高宣传效果。具体行动建议如下：

建立由学生组成的审查小组： 对于任何在公众领域传播的媒介素材，由学生会宣传部门进行内容初审，建立专门的学生宣传审查小组，从多个角度严格把关，对发布内容进行舆情风险评估，预判宣传可能引发的敏感点；
突出宣传内容多元化： 制定详细的审查标准，除了避免引起舆情外，还要注重宣传内容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多元性，突出优秀学生的全面发展，而非仅仅强调学术成绩。此外，在宣传过程中，可以采用多样化的形式，如故事分享、访谈视频等，使宣传更加生动有趣，易于接受。
建立动态反馈与调整机制： 设立“宣传效果观察员”，从线下交谈、线上公众平台、校内论坛等渠道收集学生对于宣传的实时反馈，对争议性宣传案例及时调整、复盘，如有必要及时制定公关策略；
确保审查小组成员构成多元化： 宣传部门审核成员应当由各个学段各个专业的学生组成，从大一到研究生，从文史哲到理工科，确保对于学校不同学生群体的舆论关键点都有良好把控；

3.3 配合开展优秀学生交流会

传统优绩主义宣传最大的风险在于“造神”，将优秀学生塑造成完美无瑕、不食人间烟火的“大神”，这极易引发普通学生的反感和嘲讽，形成“捧杀”式的舆论事故。改革后的座谈会通过强制性的“自曝其短”，主动打破完美幻象，让“优秀”回归人性，变得可亲、可近、可学，从而从根本上消除了被“反噬”的风险。同时，任何优绩宣传都应引导“优秀学生”扮演“引路人”和“同行者”的角色。他们的分享，其价值不在于炫耀自己走了多快，而在于为后来的同学照亮路上的“坑”，并分享自己如何爬出来的经验。这是一种责任和回馈，是一种将个人优势转化为公共价值的利他行为。具体行动建议如下：

重新定义“优秀”——分享者的多元化遴选： 登上公众平台宣传的优秀学生应来自不同领域，除了传统的“学神”，也包含在社会实践、志愿服务、艺术创作、科技创新、克服逆境等方面有突出表现的学生。所有登上公众平台的学生都应被纳入“朋辈导师”信息库；
信息库成员至少需要参与一次圆桌研讨会： 3-4位不同类型的优秀学生与一位善于引导的老师（或学生主持人）同台，围绕“大学里，我们如何与焦虑和不确定性共处？”等深刻议题进行对话式交流；现场学生可以提出任何尖锐、深刻、甚至略带挑战性的问题，分享者必须坦诚作答。
线上咨询： 信息库成员选定其擅长的领域，有需求的学生可以通过学校平台预约简短的线上咨询；咨询次数应当予以严格限制，避免占用成员过多个人时间；
对于分享者的认可： 将参与此类分享会并获得良好反馈，作为一种官方认可的“服务与贡献”行为，可在评奖评优时作为加分项，从而激励更多优秀学生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去帮助他人。

4. 针对学生的非学业教育

对于学生来说，找到自己真正的目标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正如帮助学生缓解孤独感一样，大学能做的唯有引导。这种引导在很多时候并非是“反优绩”的，而是帮助学生拨开迷雾找到属于自己的进步方向。人们对于优绩主义产生恐惧除了成功机会过于渺茫、竞争过于激烈以外，更来自于其无意义的本质。很多成绩中下游的学生并非没有更强的考试能力，而是不知道在大学花费大量时间进行应试训练后拿到好成绩的意义在哪里（除了需要保研、出国深造）。对于这部分仍有进步意向，愿意付出努力却不知道方向的学生来说，拓宽他们的眼界就成了非常重要的引导手段。下面给出一些具体的行动建议：

4.1 搭建常态化在校生与校友的交流机制

**“行业深潜”系列沙龙
1. 每月举办1-2次，聚焦一个具体行业或职业领域（如“游戏策划”、“新能源行业研究员”、“非虚构写作”）。采用小规模、深度对话的形式，每场邀请3-5位该领域的校友和不超过30名在校生。
2. 尽量展现校友经历多元化：如毕业5-8年的校友，分享他们在职业瓶颈期、家庭与事业平衡、个人成长等方面的真实困惑与探索；或者那些选择了“少有人走的路”的校友，如归乡创业者、全职艺术家、国际志愿者等，分享他们独特的价值排序和生命体验；又或者创业失败、职场受挫的校友，分享他们宝贵的失败经验和如何重建信心的过程。这个环节将极具震撼力和教育意义，直接解构了对“失败”的恐惧。
3. 抛弃“领导式”发言。开场后，主持人（可以是学生）简单介绍后，直接进入Q&A环节。现场氛围应是轻松的“围炉夜话”，校友们被鼓励分享真实的日常、挑战和行业内幕，而非泛泛的成功学。
4. 每场沙龙设置有一个“劝退环节”，即校友们必须坦诚地分享这个行业最辛苦、最不为人知、最可能让人幻灭的一面，帮助学生建立理性的职业认知。
5. 对每场沙龙进行录制，通过审查剪辑确保没有不适宜大范围传播的内容，发布在公众平台上，以帮助更广大学生并提高大学品牌传播力。
6. 提供充足的茶歇和自由交流时间，并按不同主题设立交流“岛屿”，鼓励学生与校友进行平等的、非功利性的自由攀谈。
**“影子计划” 职业体验活动
1. 每年寒暑假定期开展，以寒暑假社会实践的形式，组织在校生进入校友所在的企业或机构，进行为期1-3天的“沉浸式”工作观察。学生不是去实习，而是作为“影子”，跟随一位校友，体验其完整的工作流程；
2. 学生提交申请，说明自己对该行业的好奇和问题。校友根据学生的问题和背景进行双向选择；
3. “影子计划”结束后，学生必须提交一份“观察手记”，分享自己的所见所思，优秀的“手记”可以在校内平台发布，进一步拓宽其他学生对该行业的认知。这是一种成本极低的“试错”方式，能让学生在投入巨大的沉没成本前，就亲身感受一份工作的真实肌理；

4.2 门槛更低的创新创业体验活动试点

创新创业能丰富成功定义，打破优绩主义下单一的学术成绩衡量标准。一些在学术方面表现普通的学生，可能在创新创业领域凭借独特创意和商业头脑取得成功，如开发出受欢迎的APP或开展特色电商项目。同时，创新创业培养学生综合能力，要求学生具备团队协作、沟通、问题解决等多方面能力，不再局限于学术知识学习。此外，它还能减轻学生竞争压力，让学生依据自身兴趣特长选择发展方向，避免在学术竞争中过度焦虑。

如今大学对于创新创业的支持力度不小，从每期大学生创业项目，到校级到国家级的各种不同领域的创新创业竞赛，这些活动为很多怀揣梦想的大学生提供了机遇和平台。但是，大部分创新创业项目都依托于已有较高完成度的学术成果，对于本科生来说，这就要求他们要么非常努力，在本科阶段就拥有有一定含金量的学术成果；要么有机遇，跟随导师或者硕博生一同工作。这些都称不上是“低门槛”的做法，导致很多学生对于这些活动的认知还停留在想象，也就难以获得努力向此方向发展的源动力，更何况以上大创项目和竞赛距离真正的创业仍有一段距离。为此，我们提出一些列旨在降低体验创新创业门槛的活动，具体行动建议如下：

轻量化创业体验项目：每月举办一次"低成本创业模拟"活动，以第二课堂的形式呈现，给予学生素拓或者劳动学时奖励。具体内容：例如让学生用50元启动资金在校园内完成小挑战，获胜奖励只是些实用的小福利；或者在比如帮某个团队收集用户访谈数据、为项目想句宣传语。这些低门槛的活动能让更多学生迈出第一步。
构建"创新创业勇气勋章"三级表彰体系：这套分级表彰体系的关键在于，它让失败不再是一个终点，而成为创新历程中有价值的里程碑。通过将失败经验转化为可量化的贡献值，我们不仅给予尝试者应有的尊重，更在校园内培育出"理性冒险、智慧失败"的创新文化。实践表明，这种对失败的正向激励往往能激发出更大的创新勇气——在实施类似制度的斯坦福大学，有过失败经历的创业者二次创业时获得融资的概率比首次创业者高出27%。这正是我们希望在上海交通大学实现的良性循环：让每一次勇敢的尝试，无论成败，都能在创新生态中找到其独特价值。
1. 在大学构建创新创业生态的过程中，对失败经验的制度化认可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价值转化机制。不同层次的失败经验都能获得相应的尊重和回报。基础层级的"铜级勇气勋章"面向所有按规定流程终止项目的团队，只要完整提交项目终止申请、完成资源清算并参加退出答辩即可获得。
2. 中间层级的"银级探索者奖"则需要团队提供更具深度的反思成果。申报者必须提交经导师认证的失败分析报告，其中要包含可验证的失败数据、关键决策节点的复盘，以及对后来者的具体建议。获队成员可获得相关专业的专属职业规划指导，享有下个创业项目申请时的优先评审权。
3. 最高荣誉"金星灯塔奖"的评选标准更为严格，要求申报者的失败经验必须产生实际的外部价值。评委会会重点考察三个方面：该失败是否帮助其他团队规避了重大风险、是否推动了某个技术路线的优化、是否促成了相关制度的改进。获奖者获得由校友捐赠的"再出发"奖学金；团队成员可优先入选交大各项"创业人才计划"；项目有机会进入交大科技园的"遗产孵化"通道；
举办“无用”但有趣的发明大赛：借鉴日本的“珍道具”概念，举办一场不以“商业价值”为导向，而以“创意脑洞”和“解决一个真实但微不足道的小问题”为核心的比赛。这个活动能极大地释放学生的创造天性，让他们在没有商业和技术压力的情况下，体验“发现问题-构思方案”这一创新的核心环节。它告诉学生：创新，首先是一件好玩的事。
1. 零门槛报名： 任何学生或团队，只需提交一份包含“问题描述、创意方案、草图/简易模型”的PPT即可参赛。无需复杂的商业计划书，无需技术实现。
2. 评选标准： 核心标准是“创意指数”、“幽默感”和“对生活细节的洞察力”。例如，“一个能自动寻找另一只袜子的装置”、“一把永不滴水的雨伞”、“一个能提醒你植物需要关爱的花盆”。
3. 奖励方式： 奖励不是奖金，而是“年度最大脑洞奖”等的荣誉称号，劳动学时和一些创意周边。优秀的“无用发明”可以在校园内进行展览，引发讨论和欢笑。
开设“像创始人一样思考”的工作坊：将“创业思维”从复杂的商业理论中抽离出来，变成一套人人可学的思维工具。为学生提供一套轻量级的、可实践的创新方法论，让他们知道，即便没有技术背景，也能像创始人一样去系统性地思考和验证一个想法。
1. 活动负责：可以由相关社团承办，如上海交通大学双创协会；或者相关学生部门承办，如上海交通大学校团委科协；
2. 模块化设计： 开发一系列2-3小时的独立工作坊，每个工作坊聚焦一个核心技能。例如： “问题发现工作坊”：训练学生如何通过访谈、观察等方法，找到身边真实的“痛点”；“最小可行性产品(MVP)设计工作坊”：教学生如何用最简单的方式（如一个微信群、一份调查问卷、一个手绘原型）去验证一个想法的可行性；“一分钟电梯路演工作坊”：** 训练学生如何清晰、有说服力地向他人介绍自己的想法。
3. 案例教学： 所有工作坊都以大量真实、接地气的案例（尤其是大学生创业的成败案例）为基础，避免空洞的理论说教。
4. 实战演练：每次工作坊要求学生运用所学知识，组队完成一个MVP的设计，体验真实的创新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