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1. 梦的背后
“我的孩子…放在别人眼里都是别人家的孩子，可是走到这一步还有什么意义？”
“我就跟我孩子说，那些作业写不完可以不写，考试考不好没关系，爸爸帮你跟老师讲...可我说的根本不管用...”
一位刚刚失去女儿的父亲带着满脸的泪和颤抖的声音对着手机镜头如是说，他的身旁是女儿生前做过成堆的卷子、练习册，和一沓沓五颜六色的奖状。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的教育好像出了什么问题。
过去几十年，中国社会快速发展，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路。与此同时，中国教育水平也在不断提升：2021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4%，解决了数亿儿童“有学上”问题，成为全球基础教育普及率最高的国家之一；2023年全国高校数量达3074所，在校生规模达4655万人，居世界第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进入QS世界大学排名前20，工程、材料科学等领域研究产出全球领先…… 不可否认，我们的教育事业确确实实让孩子们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不断迈向建成教育强国的宏伟蓝图。
然而，宏大叙事之下，那些在上个时代，面对麦田背朝黄土的孩子们永远也想不到的事情，也在悄悄地粉墨登场：国民抑郁症蓝皮书（2022-2023年发布）显示，50%抑郁患者为学生；中科院心理所调查显示，大约21.48%的国内大学生可能存在抑郁风险。BBC、《纽约时报》均报道了世界范围内大学生因竞争压力导致的心理健康危机，许多学生因无法承受压力而选择退学。
更遑论我们开头提到，青少年抑郁自杀的极端案例好像正在慢慢变成可怖的“常态化”事件。本团队成员之一曾亲眼目睹自己的初中语文老师接到自己的自杀学生父母的电话，仍然记得电话那头那位父亲的平静而绝望的语言：“老师，跟您说下，孩子走了。他妈妈已经哭得…快昏倒了。” 之后老师泣不成声，无法继续上课。面对这些悲剧，我们总不禁发问：为什么孩子们会走到这一步？大不了这个学不上了不行吗？这个世界上究竟有什么东西比生命还重要？
如果这些只是偶发性极端案例，我们大可以用所谓“心理承受能力差”“家庭环境差”等原因解释，然而这恰恰就是问题扑朔迷离之所在——所有当代处在教育系统中的普通学生们，或者说所有“小镇做题家”们，几乎都曾切身体会过那些窒息的时刻：在被迫早起上课时硬撑着惺忪的睡眼，在冰凉的洗脸池旁洗漱；在课上即使眼皮睁不开也不敢睡去，生怕错过一个考点；面对滑落的成绩时无可奈何的心境，和心中对于父母失望神情和自己黯淡未来的灾难化想象；一大堆作业还没有完成，可眼前的数学题硬是解不出来，单词就是记不住；看着那些远不如自己努力的同学名列前茅；看着那些长相、家庭、成绩都远在自己之上的人们；看着眼前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彼岸，和彼岸之后无尽崎岖黑暗、等待我们攀登的山峰，心中充斥着无力、委屈、不解……
我们洞察到，所有这些悲剧都不是在偶然在某一时刻突然爆发，而是早已在目前教育环境中持续酝酿，因而必然在某些节点突破阈值，招致几乎必然的灾祸。
我们知道，如果自己的父母没有给自己那么多爱，如果我们家徒四壁，如果自己没有那么多可倾诉心事的老师、朋友，如果成绩再差一些……或许我们就是那些已经撑不住的同伴们。我们都曾与他们在不同的时刻擦肩而过，我们一直都行走在一个具有相当“死亡率”的独木桥上，我们心有余悸。
比起严重的抑郁，这种普遍性的焦虑才是最可怕的；因为任何一个人、一件事、一句话都或许会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从初高中到大学，我们走到了一个又一个彼岸，我们一直剥削当下的自己，我们一直自认为自己美好的愿望将在未来的某一时刻成为现实，可是到头来我们总会在某天夜里，待在某间无人的教室，看着窗外被风吹得婆娑作响的枝叶和课桌上写满了字的草稿本，心里升起潮水般的悲凉和困惑——我做了这么多，放弃了这么多，我到底获得了什么？
我们在这几年间猛然发现，过去几十年所谓的“胜利”和拼搏的“血泪”好像并不能为我们带来真正的快乐，我们从过去到现在，都无法瞥见此种不安感的尽头。于是我们逐渐意识到，我们过去十几年所遇到的一切并非纯粹出于教育的目的，而是被某种强大的力量所裹挟。其实不止是我们，父母、老师、学校，教育系统的每一个环节都弥漫着这种力量的阴影。
2. 幽灵一般的优绩主义
现在我们知道，这种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叫做优绩主义。
优绩主义（Meritocracy）这个概念，最早由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在其讽刺小说《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中首次提出。在小说中，“meritocracy”原是一个贬义词，描述一个假想的未来英国社会，该社会完全依靠智力测试和能力评估选拔精英，结果导致阶级固化、社会冷漠与下层愤怒，最终爆发暴力革命。小说通过讽刺，批判了将“优绩”绝对化的危险，即把能力和努力神化为唯一起点，反而忽略了社会结构性不平等。
虽然迈克杨最初对于优绩主义秉持绝对批判的姿态，但在20世纪下半叶的西方国家，尤其在美英两国，优绩主义反而成为一种主流正面价值观。二战后，随着教育普及和机会平等理念的扩散，“通过教育提升阶层”成为一种广泛接受的理想。在美国，优绩主义被认为是“美国梦”的重要组成：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努力改变命运——常春藤盟校、SAT制度、奖学金机制等教育选拔机制，被塑造成优绩主义的实践工具。
21世纪初至今，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不断发生剧变，对于优绩主义的声讨重新兴起，最著名的当属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在其著作《精英的傲慢》中，批判优绩主义带来社会撕裂：成功者以为自己应得一切；失败者被视为“活该”，而非制度受害者；激发了“被遗忘的中产”的愤怒，助推了民粹主义。
在中国，优绩主义这一概念的引入与兴起和高考这个纯粹的量化优绩制度，及与其强相关的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和大学教育息息相关。近些年，中国各地区高中及义务教育阶段教育资源差距极大的事实越来越被公众注意到；在相对落后地区，以更高的高考分数为唯一目标的教育培养模式（如“衡中模式”）亟需得到更多关注；上文提到的各种极端事件已不必赘述。大学教育中，优绩主义走入大众视野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则是某高校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名为《24/67656，他们拿下最高层次奖学金》的文章，旨在褒奖和宣传获得某奖学金的优秀同学；但是这种宣传方式的言外之意，就是获奖同学之外的学生都是不配被注意到的分母，由此引发了网络舆论的激烈批判，该文章后续被删除，不谈对错，但其无疑是优绩主义最真实最标准的展现。
宣传榜样在从前一直被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如今却好像被扣上“宣扬优绩主义”的帽子；当我们看到学生群体在各种优绩的竞争中失败和迷茫，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直接转向对优绩主义及其相关制度发出声讨。 针对优绩主义的批判声音正在慢慢变质，从一种理性的大讨论演变为群体性的情绪宣泄。
从其诞生到现在，优绩主义的概念历经嬗变，被不断地阐释、建构和再建构，它的真实面貌是怎样的？为了更好开展研究，本研究选择将优绩主义定义为其最核心的特质：社会与经济的奖赏应当依据才能、努力和成就这些“优绩”来决定，能者多得。 优绩主义不是功利主义，不是精英主义，不等于过度竞争或者内卷。
起初，这样的优绩主义的存在仿佛就是正义、公平的宣称，在向旧时代的世袭和垄断宣战，挥舞着阶级流动的大旗肆意吹响自己凯旋的号角；可偏偏又是这种力量，诱使着无数青春洋溢的青少年走进一个个修罗场，哪怕用自己的生命作为驱动系统的燃料。
弗洛伊德说：“人类是充满欲望并受欲望驱使的动物。”而优绩主义正是一个基于人类欲望设计，精巧地通过人类欲望操纵人类社会运作的精密结构，在本研究中我们将它总结为“一个关于分配的游戏”，我们将在研究发现和讨论部分详细阐释。事实上，这样的设计和结构并非仅仅是在教育领域蔓延，而是消费社会的阴云笼罩下在教育界的投影，是资本主义暴力的一个分支。优绩主义不是偶然，而是现代社会不断向前演进的必然；也正如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必然会引发周期性的经济崩溃，我们相信优绩主义也会在某一时刻迎来属于自己的转折。
3. 当我们重新审视那看似坚不可摧的优绩
当前，学术界关于优绩主义批判已经屡见不鲜。大体可以总结为如下几个方面：
1. 优绩主义的本质是诱导学生形成认知偏误。
优绩主义声称自己绝对公平，完美符合各种伦理学要素，并在各个层面上让尽可能多的学生信奉它所给自己册封的地位。其中现代社会中，最直接体现优绩主义的无疑就是美国梦，它断言“能力+努力=成功”，并使得这一叙事被美国精英阶层奉为圭臬。精英们完成阶级传递后，往往会认为自己的努力在自己的成功中举足轻重，进而产生极大的满足感和成就感，也十分愿意给下一代以及在社会中宣扬努力和成功之间的紧密联系。相应地，这种现象也必然催生了对于失败者的妖魔化——成功由努力孕育，那么失败一定只属于懒惰者。
然而，优绩主义实质上隐藏了三层逻辑谬误。
第一，公平不等于平等。
优绩主义，当它完美符合自己的定义的时候，也充其量只能提供一个完全相等的规则；如果这个规则能够被完美执行，那么的确可以实现公平。用跑步比赛类比，优绩主义的规则是相同的跑步距离、相同的起跑时间，这样的比赛显然是公平的；但显然，体育竞赛从来不是“平等”的，因为每个人的起跑线位置和身体素质及其背后的训练资源完全不同，且事实上差异极大。基于此，努力，这个唯一一个竞赛者可以凭自己的实力拿到的筹码、也是优绩主义旗帜上最鲜明的一抹颜色，其实跟那些众多不平等因素比起来根本微不足道。“我祖上三代积累凭什么比不过你十年寒窗苦读”，这样一句调侃正在如今充斥着存量竞争的时代慢慢变成事实。
第二，优绩主义通过各种手段，掩盖努力之外那些繁多的，且占比极大的各种跟“能否获得世俗成功”有关的因素。
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时代的努力正在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这是否为事实，就要看个人能力这一优绩主义语境下绝对的“自致性因素”，在多大程度上是成立的。我们从两个方面讨论这一点。其一，个体间智商差异很大。美国《自然》杂志（Nature）上的一项研究表明，智力在广义上的基因遗传性为48%，有学者称这些天赋其为“基因彩票”。智商高、天赋好导致能力强，这应当归功于运气好，而非努力程度高，当这一事实被削弱，结果就是天赋高者恃才傲物，弱势者妄自菲薄，这也几乎必然地成为了反精英民粹主义的核心情感来源。其二，个人能力的培养极其依赖精英教育，或者说“文化资本”。文化资本指家庭背景赋予的知识、技能、教育机会等隐性资源，这些资源可以通过代际遗传，并深刻影响个体在优绩主义体系中的竞争优势。例如我国的高中生奥林匹克学科竞赛内卷现象非常严重，想要通过竞赛途径升学的学生，需要从小就接受相应的竞赛训练，并且想要走到一定高度，就必须遵循严格的时间规划。比如在小学或初中学习完高中知识，在高中某个时间点结束一轮学习，先拿到省级一等奖，而后进行二、三轮复习，冲刺省队甚至国家及金银牌。试问：一个小学生，在多大程度上会有主动让自己父母给自己找竞赛教练，有规划地进行超前学习的意图？如果没有给自己提前规划并提供相应资源的父母，这些学生何以走上竞赛之路？同样地，具备相似天赋和相似努力程度的孩子们，也会由于没有这样的父母而落败，但是这种胜负并非通过个人努力决出的，而是通过文化资本——父母的眼界、规划；当然也包括物质资本，毕竟竞赛培训班费用高昂，普通家庭难以承受。
所以，智商和家庭背景，后者包括文化资本和物质资本，都是决定个人能力的重要因素；其“自致性”应当予以更深层次的检视。而优绩主义通过各种方式（它如何做到这一点，我们会在后文详细阐释）掩盖这些事实。让人们误认为努力仍然是决定自身命运的金科玉律。
第三，优绩主义其实不能完全实现它所承诺的，即社会与经济的奖赏应当依据才能、努力和成就这些“优绩”来决定，能者多得。
优绩主义制定相同的规则，但是这套规则能否真正筛选出能力最强的个体还有待考量。拿高考来说，“小镇做题家”一词的兴盛无疑揭示了高考作为一个纯粹应试的优绩制度的巨大局限性。在高考中胜出必须要进行大量的机械重复式训练，同等智商下，训练得越多，熟练度越高，分数自然越高。但这种训练并不能提升一个人得学习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更遑论热爱生活和追求理想的能力。“小镇做题家”们离开了标化制度就失去了方向，他们的迷茫感越重，越显示出高考这样的制度在人才选拔和教育培养上的无能。
例如，中西大学选拔机制的差异性一直以来都是教育界热议的话题。当人们抱怨高考的残酷和不合理时，他们满怀希望地望向西方高校的申请制，结果却是更加失望。当制度严苛性下降，灵活度上升，就必须纳入更多考官地主观衡量，此时公平也就消失了。有研究者以明代科举为例，从公平性、匿名性和有效性三个维度分析了人才选拔中优绩主义的“不可能定理”——提高选拔的有效性需要对人才进行全面考核，但在严格遵循匿名性下是难以实现的；若因此降低对匿名性的要求，则需赋予选拔者更大的自由裁量权，这就难以保证公平性和有效性。
此外，全面考核还会增加个体的投入，例如西方常春藤高校更青睐在体育运动、社交等方面优秀的学生，而这些能力需要的教育资源却大大高于做题训练，家庭背景在此间的重要性更甚，这就让大学沦为精英阶层进行阶级延续和优势再生产的场域。
综上，优绩主义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可以为人们提供相同的竞争规则，但是它却诱导人们忽略一个关键事实：个体能通过后天努力获得的全部筹码，并不足以让他们在相同的竞争条件下进行竞争。更不必说优绩主义制定的相同的竞争规则甚至不能选拔出能力最强的人才，但它却竭力让更多人以它为衡量自身能力根本标准。这就是优绩主义中人们最核心的认知偏误。
2. 优绩主义加重社会阶级固化，加剧社会分化。
按照优绩主义给定的叙事，它与工业化发展相辅相成——社会的工业化程度越高，家庭背景对个人成就的赋能作用越弱，个人自致性因素的作用越强，社会越往优绩主义的方向发展；而优绩主义筛选出的个人能力更强的人才，又能推动社会工业化不断深入。然而，从世界范围内的历史趋势看，工业化程度越高，社会反而越趋于不平等。有研究证实，不平等程度往往和人们的优绩主义信念“齐头并进”。
究其原因，就是优绩主义的发展逻辑忽略了再生产因素，即通过优绩主义获得优势资源分配的人群往往倾向于积累他们的资源，并且由于他们拥有更多的资源，他们也更容易在优绩主义的相同规则下获胜，进而再次获得更多优势资源分配，即形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也就是说，当优绩主义诞生后，不论第一次分配结果是否平等（根据前文，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不平等的），在后续分配中，优绩主义都会不断强化这些第一批获胜者的优势，最终形成社会分化甚至是撕裂。
优绩主义一方面高估自己促进社会流动的能力，一方面忽略了任何制度中人在执行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 制定规则和执行规则的大概率是优势阶级，他们断然没有理由大大提升自己阶级滑落的可能性，他们只会全力削弱阶级的流动性。
就拿优绩主义的诞生地美国来说，川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无疑彰显了美国社会的分化程度。“美国梦”是典型的优绩主义叙事。当美国凭借新自由主义积累了大量经济优势和技术优势后，美国中低端产业工人薪资也水涨船高，美国高科技企业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往往倾向于在劳动力更廉价的国家设厂，形成“离岸外包”。美国企业据此获得大量利润，进一步积累优势，长此以往，实质上造成了美国本土制造业空心化，即企业和精英阶层拥有了更多财富，美国国家GDP不断增长，但是普通人尤其是工人阶级失业率却越来越高，美国劳动力“有价无市”。优绩主义这样拉大了贫富差距，工薪阶层愈加抱怨不公。有研究证实，在一个整体崇尚优绩主义的社会中，不同收入阶层对待不平等的态度会两极分化，低收入阶层更不愿意相信优绩主义，反精英情绪越重。
于是，川普提出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核心之一就是制造业回流，给美国工薪阶层更多工作机会，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而这也必然降低企业的生产利润，从而削减精英阶层的薪资水平。川普在本届大选几乎压倒式的胜利不仅是由于民主党内部存在诸多问题如哈里斯能力低下、过度宣扬政治正确等，也昭示着美国社会的分裂程度业已十分严重，而这个结果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根植于新自由主义的优绩主义。
中国社会的情况不尽相同。当优绩主义拉大贫富差距时，中国人仍然寄希望于优绩主义带来的阶级流动性，认为“有即是好”，因而群众的反精英情绪和社会撕裂程度远远不及美国。即便如此，这些情况在中国只是不算严重而不是不存在；当社会期望和社会发展客观现实越发不匹配，此种落差给个体带来的负面情绪亦不可忽视。
3. 优绩主义塑造了畸形的伦理观念。
在前两点已经提到部分优绩主义带来的畸形的伦理观念。
优绩主义在诱导个体形成认知偏误的过程中，一方面扭曲了道德应得，优绩主义将天赋、努力与成就建立直接因果关联，形成"成功即德性"的伦理判断。桑德尔指出，这种逻辑使精英阶层将偶然性优势（如天赋、家庭资源）视为道德应得，催生"精英的傲慢。这种观念导致成功者将社会结构性优势内化为个人德性优越，失败者则被迫接受"咎由自取"的污名；
另一方面，“成功即德行”在逻辑上构建了"个体全责论"伦理框架，要求个体对超出控制范围的失败负责。桑德尔认为优绩主义的基本预设是“假定我们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命运负有全部责任” ，这种伦理观消解了社会集体责任，将结构性不公转化为个体道德缺陷。
当人们基本的认知偏误形成，更多的观念将被重构。
一方面，优绩主义带来的这种偏误加剧了现代社会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殖民。 不论是教育领域中的分数还是工作中的绩效，在这种占据一个人全部生命大部分时间的领域，将人的价值简化为可量化指标，形成"绩效即人性"的伦理标准，是在一步步地引导人们不断进行自我剥削。人生被降维为"投资-回报"模型，导致存在性焦虑。如韩炳哲所述，个体成为"自我剥削的主体"，在永无止境的竞争中丧失本体价值；
另一方面，优绩主义将人际关系重构为"绩效网络"，合作让位于零和博弈，进而导致社会共同体精神的瓦解。 如学生为保研名额隐藏学习资料，亲密关系因绩点竞争产生裂痕。主体间关系被异化，“他人即地狱”越来越从一个隐喻变成现实描摹。
所以，优绩主义让人相信它的神话，塑造一个个绝美的梦境。当我们千辛万苦进入梦境，会发现一切不过镜花水月，优绩主义永远无法实现它所承诺的神话。同时，人们难以放弃他们信仰已久的“假神”，身边一切社会关系和言语观念不断地塑造个体，导致我们被困在优绩主义编织的无形牢房中，我们明知周遭不是美梦，但是却无法脱身，就这样游离在无尽的迷茫和焦虑中。当焦虑被普遍化、生活化后，我们就放弃了抵抗，从而被降格为一个个有待优化、有待进步的对象，陷入无尽的自我优化、自我监控、自我实现。优绩主义无节制地调动主体的激情，让我们在自我压迫和自我积极之间不断循环——为了优绩而兴奋，为了优绩而恐惧，也为了优绩而无比疲惫、倦怠。
以上研究大多着眼于宏观层面下优绩主义的种种影响，而一旦涉及到具体的改善措施，大部分则显得不够具体，“漂浮”于纸面，且对于学生具体如何被优绩主义而影响乃至控制至此大多采取断言式或者诉诸理论的态度，这对于提出真正的改善措施和让对此问题感兴趣的读者有所体悟来说，仍不算足够优秀的理论答案。综上，本研究选择从一个最为普遍的现象出发：大学生的普遍性焦虑，致力于探求优绩主义到底对大学生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它如何造成这种影响，而后基于此，这对学生和大学分别给出切实可行的行动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