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发现

1. 身不由己，不能自已：玩家的心理表征与行动逻辑

1. 焦虑

综述部分已经阐明，存在于当今大学生身上的一种普遍性的焦虑情绪，是我们研究大学生优绩主义的重要突破口。这种情绪的特殊之处正在于其普遍性、持续性——几乎每一个大学生群体中都存在这种焦虑，且这种焦虑从高中延续至大学，继续蔓延至工作乃至于我们生命的全部。

"我自己感觉对自己的评价比较低，或者说潜意识里比较悲观、自卑。所以当失败或者没达到预期时，精神内耗会比较严重，不会主动去寻找外部因素，因为我觉得那样像是在逃避。"

“还是会很焦虑，因为确实比如说你正常放不下来之后，突然看到有个同学发了个朋友圈，什么发表或者说是考试，或者说是各种各样的散播焦虑，或者是各种各样说自己很厉害，你当然会有这种情绪。”

在我们的访谈中，焦虑、压力大此类情绪几乎遍布于访谈稿的字里行间，不论受访者在优绩主义的评价体制下是优秀还是平庸。学者项飙用“悬浮”和“蜂鸟”形容这种状态，这与美国学界提出的“鸭子综合征”异曲同工：所谓悬浮，就是一种持续性、常态化的焦虑情绪，如同鸭子看似漂浮在水上，实际上必须脚下不停地用力扑腾才能维持，也如蜂鸟一样一生必须不停扑棱翅膀努力飞行，直到死去。换句话讲，大学生们在日常生活的表现看似非常正常，学习、吃饭、社交、考试、娱乐；但是在这一切表象之下，焦虑却一直或明或暗地存在着，犹如优绩主义幽灵的化身。 我们无法断言这种情绪必须完全归咎于优绩主义，但是通过研究，我们几乎可以确认优绩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固化并加深了这一情绪。

优绩主义首先需要将大部分人定义为“尚需努力的人”，因此在优绩主义体系的任何一个层级中，大部分学生都会对自己所谓的目标或者梦想处于“爱而不得”的状态，即事情的结果总是低于他们的期望（在宏观制度中我们会阐释，优绩主义通过“算法评分系统”与塑造“区隔”实现这一点。），这就是焦虑情绪的最初来源，即个体预期和现实的不符。适当的焦虑能够更好调动个体行事的激情，于是尽力弥补预期和现实的差距成为学生们的第一反应，所以他们会尽力做到最好，认为当下的唯一作用是争取到一个所谓“更美好”的未来，抵达梦中“彼岸”；并且不知不觉地让自己坚信，在未来，有无数个“考核”等着自己，自己需要达到这些考核要求的种种指标，通过考核意味着自己的能力和价值被肯定，而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因此自己必须保证万无一失，在时间的无数个时间切片中都保持“优秀”。这些考核有可能是最直接的考试，也有可能是一些证书、竞赛、荣誉选拔和科研项目的资格。

然而最可能的结果，是由于自身实力（学习能力、自律能力等）不足，无法达到预期，这几乎是人性使然，也是现代社会短视频、游戏等娱乐手段如此发达和易得导致的结果。除此之外，优绩主义用来作为推动学生“努力”的制度在很多时候容错率过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后文称其制度为“全景数字监狱”），让学生为了能尽力做到最好而必须显得如履薄冰。如同一位受访者所述：

“所以很多时候大家会有点如履薄冰的感觉...就是一个失误，直接把你后面三四年的可能性全部毁掉。“

这种在悬崖走独木桥的状态给予个体过大的压力，让焦虑情绪变得非常不稳定。所以，最初的焦虑不会随着学生的努力而消散，而是持续存在并且可控性越发减弱，进而可能导致学生的行为产生一定程度上的失控。

“...当时期中考试好几科都没有发挥到比较理想的水平，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感觉心里就有很大的挫败感，失落感，然后会有一种破罐子破摔的心理，对于这个整个自己构建的高学分的这个目标也产生了一些动摇。当时心情比较低落，行为上也表现得比较懒散，那段时间于是产生了一个比较摇摆的状态：又想去学习，但是感觉好像一切都失败了。”

2. 孤独

可惜的是。恰恰在学生们受此情绪困扰而非常需要倾诉和宣泄的时候，大学却没能为大部分学生提供自然的渠道，因为孤独往往伴随着焦虑成为学生大学生活的常态。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高校的学生很多学生会有心理问题，我觉得是因为长期得不到一种正反馈，包括在人际关系上，可能也因为现在大家的联系越来越疏离，个人的原子化程度加剧等等这些问题，常常给大家一种很深的孤独感，以及这种在主流赛道上的挫败感叠加起来，会造成心理上的心理上的一些问题。”

人际关系上，与他人联系的削弱是众多大学生孤独感的根本来源。 大学与高中不同，后者在一个班级中，大家每天学习生活娱乐等活动都一起进行，而大学中虽然存在班级的概念，但是学生的日常生活是以课程为核心，各个课程独立成班，导致一般情况下，大学并不能给学生提供一个稳定的集体关系。学生之间的时空联系非常弱，相当一部分学生的生活俨然是教室-食堂-图书馆-寝室四点一线，严重缺乏人际关系的建立。在很多大学内部论坛上，经常出现这样的提问：怎么在大学交朋友啊？除了机会的减少，学生在大学之前几乎没有主动建立人际关系的经历也是导致“交友困难”的原因之一——毕竟成绩好就行了，友谊和爱情只会分散他们的精力，而更可悲的是这句话俨然就是事实，亲密关系的维护需要大量精力的投入，在纯粹的优绩制度前，这样的投入当然会被贴上不理性的标签。

虽然大学生活中，各类社团、学生工作等活动为学生们提供了社交渠道，但是它们大多存在隐藏的门槛，即必须有一定的社交能力，唯有如此，学生才能通过各类以口才为首要考核标准的面试；以及进入社团或工作部门后，还需要持续不断地维护与他人地关系，才能真正交到更多朋友。所以，面对大部分相对内向，没有较多社交经历和经验的学生，大学几乎不能提供给他们真正有效的社交机会（当然，大学教育机构是否有这个义务和能力是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这里我们仅仅讨论现象。），因而无人倾诉的孤独状态是学生们的常态，他们唯一能做的，只是将注意力放在其他爱好或者学习上。

实际上，这种孤独不仅仅加剧了学生的焦虑，在某种程度上，它还意味着“消失”，意味着永远不被他人“看见”。 这是一种更深层次是疏离感，仿佛与世界相隔千里，暗无天日。人的主体性需要依靠他者彰显，而他者的消失则昭示着主体性面临空前危机，所以孤独正是众多大学生陷入“空心病”的重大诱因。无论他们有怎样的奇思妙想，感慨情绪，都只能自己消化，这些人们赖以找寻意义的手段被消解，而在优绩制度的操纵下他们也无法从标化制度中获得充足的价值感，长此以往，这种意义和存在的被剥夺感将深深扎根在一些学生心中。

3. 浮躁

就这样，这种焦虑慢慢演变为浮躁和更深层次的孤独、自哀。因为焦虑和孤独的驱使，学生迫切的希望找到自己的方向或者价值，这里就存在非常明显的紧迫感；人在着急、压力大的时候更希望走捷径，当学生们发觉在优绩主义中堆积拼凑符号可能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手段的时候（例如用竞赛、志愿时长填充简历，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一纸学历文凭上），之前的紧迫感就慢慢变成了浮躁；也正是这种浮躁让他们不愿意静下心来学习，一心希望达到优绩下的“优良指标”，从而把符号和光环加在自己身上。这非常明显地体现在他们的学习习惯上：

首先，课程“速通论”盛行，大多数学生不愿意静下心来学习知识。所谓“速通”，指的是对于某一课程，采取不听课或者直接逃课的方式，在临近期中或期末考试时，花费大量时间利用课堂教案（PPT）或者课本自行学习，并搜集并完成几套往年该课程的试题。这种方式可以让学生在短时间内把握相关课程的考点，在一个学期中花费较少时间但拿到一个比较可观的应试分数，但是相应地，面向考试学习的知识并非被完全掌握，很多学生提到这些知识如果不被应用或者复习，就会被很快忘记。学习和分数的关系就此被倒置。

"优绩主义可能是让这个人变得更加浮躁了一点，具体体现就是放弃不学的内容，然后可能就是他只会去关注这些对自己有这个实际利益提升的这一方面，然后对于其他一方面企图用一种所谓的高效率、高回收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去追求这样的去达到自己的目标...一直处于这种想要把自己这个效率达到最高的这种状态，会让人变得浮躁，就是去静不下心去做一些事情。"

其次，相当一部分同学往往会忽略课外知识（包括专业内扩展知识和非专业通识知识）的积累。他们之中有一些人是忙于参加各种各样的竞赛，或者通过本科生科研计划（PRP）、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等途径进行科研，迫切寄希望于拿到可以极好润色自己简历的成果，例如很多大一新生被身边人裹挟着进组，但是并没有相关知识积累，导致科研上进度缓慢且耽误了课内知识学习。他们既受优绩的符号化导向影响严重，同时也低估了真正有价值的科研活动的难度；又或是他们从一开始就只是为了作为符号的一个一等奖或是一纸论文，并且认为这种符号再生产体系中，自己的能力缺失可以被容忍。当然，忽略课外知识积累的学生中，还有一些人过度看重成绩（绩点/学积分）。他们对成绩的重视来源于制度性压力或者纯粹的恐惧，例如万一以后在某个阶段会用到一个好成绩怎么办？万一无法保研怎么办？然而，大部分考试分数都遵循边际效应递减的规律，即从80-90分比较简单，但是想要从90提到满分，就必须花费数倍的时间与精力，这导致如果学生希望自己的成绩尽可能地高，唯一的 选择就是无限地在课内投入时间，形成“囚徒困境”，自然没有时间去拓展课外知识。这种困境的根源无疑还是那如履薄冰的焦虑。

接着，过度依赖于优绩制度也是很多大学生的问题，尤其是高水准大学中的学生。他们从高考的激烈竞争中胜出，而高考无疑是最纯粹最极端的优绩制度——一切都以成绩为准，成绩高就是优秀。他们从这种绝对的“优秀”中获得了大量来自于外界的褒奖与艳羡，逐渐对这种虚无的价值感产生路径依赖，希望在任何领域中维持“高标化成绩”的地位，自发进行内卷。加上他们浮躁的心态驱使他们无法接受自己处于“价值空缺”或者“非优秀”的状态，于是他们日常生活的忙碌逐渐成为常态——任何休息都将导致自己被落后，从而是价值的贬值——简单概括就是“输不起”。然而他们也应该明白，如果我们不断地进行筛选并不断成为胜者，那么终有一天我们会达到自己的能力上限，成为被筛掉的一批人，只是这个节点可能不在大学中。

"我感觉优绩主义这种东西对我的困扰在于，在一些明明你不需要这样做、没有什么比较必要的地方，你会强迫自己说要比另外一个人更好。比如说我之前寒假的时候去练车，一般练车都会有另外两三个人，你跟他完全没有交集，你只是在一起练车而已，然后你心里就会想说，那我一定要比另外一个人要练得更好。然后你就是要被教练骂得更少一点，然后就是当教练说"你看看他开得很好，他开得很稳"的时候，你就是心里就觉得好像这是必要的，就是你每次你都得这样。就是让我觉得很疑惑的点就是我都疑惑我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就是明明大家都是来学习的，你犯错很正常，你比不过别人也很正常。"

4. 迷茫

焦虑和浮躁会不断交织在大学生的生活中，当它们迟迟得不到缓解，则演变为一种迷茫、无意义感。学生们会感觉自己的努力不能得到相应的结果，进而找不到生活和学习的乐趣乃至意义；这时大多数学生仍然会本能地寻求解决方法，但结果往往是“更努力”，争取得到优绩制度的青睐，因为他们在大学的“围墙”中别无他法。这个过程就是上一个从焦虑到浮躁过程的加深，呈现出相似但是更为严重的行为现象。

渐渐地，这些现象从学习蔓延至大学生活的别处，直至体现为学习和生活的界限被打破，因为他们无时无刻不处在一种焦虑、浮躁和迷茫的状态，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做事情，不论是学习还是娱乐。 项飙称这种混乱的生活状态为“附近的消失”，即生活完全被时间逻辑主宰，缺乏对空间真实的感知。此种“去空间化”的暴力源自于娱乐和工作（学习）二元对立占据了生活的全部。 当人们永远在娱乐的短暂幸福和工作（学习）的焦虑中挣扎，让两种行为和情绪相互渗透，往往陷入更大更深的焦虑、更持久深远的混乱无序，进而让两种行为失衡，要么埋头苦干要么报复性娱乐，且在娱乐的时候希望自己快速完成放松进而投入工作（学习）；学习的时候则希望快速完成任务，进而完成更多或者进入娱乐状态。这种生活状态中，时间仿佛被加速，因为我们总是在无视当下、痴痴地望向未来；当这种抽象时间统治了我们的生活，空间就完全变成了附属性的东西，我们对世界的感知越来越通过一些抽象的概念和原则， 而不是通过对自己周边的感知来理解，如同项飙提到：“现在很多年轻人一方面非常关注自我，比如考试、毕业以后去哪里等，对这些问题的焦虑是很大的；但另一方面，通过社交媒体，他们又非常关心远方，比如全球的一些危机、民族的兴盛啊，这些宏大叙事造成了社交媒体上各种辩论中情绪上的很大波动。情绪波动是因为这些宏大叙事是通过各种抽象的说法来形成的，但是人们对自己周边的生活究竟是怎么样的，认知反而是很模糊的。”

附近的消失变相使得优绩主义对正常生活的倾轧不断加剧，因为人在迷茫的时候希望用某个抓手让一切变得有序——这个抓手在被时间逻辑主导的学生心中，往往只能是“更具决心的努力”以在优绩制度中获得成就。这一切最终导致某种大学生活中的“悲观主义”。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原指生命是一场痛苦的旅程，而幸福和快乐的奥义是不再承受痛苦；而在优绩主义下，学生所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的来源仅仅是不必再感受到孤独寂寞、焦虑迷茫。这种苦乐颠倒揭示了优绩主义引发的一系列负面情绪常态化的存在。网络上存在这一样一种段子，即对周一到周五这无任何主体性、纯粹客观的存在进行娱乐性的“辱骂”，以此表达对周末、假期的渴望。虽然网络段子当然不能作为强有力的论据，但其从无到有的过程无疑昭示了大学生对于无须学习、无须竞争的状态的越发强烈的渴望；而驱动他们认知产生如此转变的正是日渐加剧的优绩主义压力及其带来的焦虑、浮躁、迷茫：唯有在家庭中、旅游时、享受美食的时刻，学生们得以完全从优绩主义中抽身，不必考虑关于它的全部，得到片刻喘息并视其为珍贵的幸福。

除非学生能够改变预期，或者真正达到优绩主义在当前层级下的优秀标准，否则迎接他们的是迷茫过后失败带来进一步的焦虑，至此他们会陷入 “焦虑 – 孤独 - 浮躁 – 迷茫无意义 - 更深的焦虑” 的恶性循环，这与他们的行为现象紧紧嵌合在一起，在优绩主义宏观制度下深深地塑造着他们生命中的一切。

一位受访者如是描述大学生们的成长境况：“...有这个目标有毅力的人还是太少了，更多的人还是会在探索的过程当中，一边看着其他人是不是完成更多的事情，然后会焦虑，然后焦虑地探索，焦虑地探索，然后最后可能胡乱发展...”

5. 基于层次分析法（AHP）的量化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和量化我们通过前期质性访谈所得出的初步结论，本研究基于扎根理论编码所构建的维度体系，设计并发放了一份针对本科生和研究生群体的结构化问卷。问卷涵盖四个主要维度（A1优绩环境影响、A2学生心理机制、A3行为应对模式和A4压力与成长结果），并细分为共计16个子项，采用Likert五级量表进行测量。共回收有效问卷19份，随后我们利用层次分析法（AHP）建立权重模型，通过一致性检验确保分析结果可靠性，并进一步绘制出清晰的结构图示以及学生群体分类画像。

首先，我们通过问卷数据构建了四大维度的AHP权重分布图（见图1），分析显示，“优绩环境影响”（A1）权重最高，达到31.0%，表明受访学生普遍认为外部环境在造成成就焦虑及相关心理压力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学生心理机制”（A2）和“行为应对模式”（A3）均占23.3%，显示学生的内部心理结构和外显行为模式同样不容忽视；而“压力与成长结果”（A4）权重则最低，为22.3%，意味着尽管学生感知到了压力与成长之间的关联，但其影响程度略低于前述因素。

其次，为进一步展示成就焦虑的结构关系，我们绘制了环形图（见图2）。图中明确展示了四大维度与各自子项之间的层级关系：外环由16个具体子项构成，每个子项的占比详细反映了在具体心理状态、行为模式及外部环境感知中的相对重要性。其中，位于A1的“同伴/群体比较”与“制度性压力”子项显著突出，而位于A4的“心理健康”则在压力感知方面最为明显。

为确保上述维度权重划分的有效性与可靠性，我们进行了严谨的一致性检验，生成了AHP判断矩阵热力图（图3）和一致性比率（CR）雷达图（图4）。由图3可见，各维度之间的判断数值逻辑清晰、一致性高，各项对角线对称关系明显；而图4的CR一致性雷达图则显示所有准则层的一致性比例均低于0.1的阈值，表明判断矩阵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所有数据均可有效支撑后续的分析。

进一步细致分析各维度的具体结构与内部子项权重，我们分别绘制了A1至A4维度下的子项权重柱状图（图5）。在A1维度中，“同伴/群体比较”（26.3%）和“制度性压力”（25.9%）占据主导地位，体现出外部竞争与制度约束在成就焦虑中具有关键作用；而A2维度显示“焦虑与压力”（29.4%）及“动机取向”（28.8%）为核心心理机制，说明学生焦虑情绪与内在驱动紧密相关；在A3维度中，“应对策略”（28.7%）和“学术行为”（27.2%）凸显出学生在行动层面对焦虑和压力的回应模式；在A4维度中，“心理健康”（30.3%）和“个人成长”（23.5%）则是最受关注的结果维度，说明学生关注压力所致的心理状态变化及成长效果。 在上述定量分析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根据每位受访学生在A1到A4维度的总得分进行聚类分析，成功划分出三类典型大学生角色（图6所示）。具体来看，第一类（A类，占比52.6%）追求优秀、目标明确、奖项导向明显；第二类（B类，占比36.8%）则以个人兴趣为中心，生活状态相对轻松随性；第三类（C类，占比10.5%）呈现出明显的疲惫与焦虑状态，体现出在竞争环境下的心理压力与身心失调。

至此，结合定性访谈的初步探索与问卷调查的量化验证，我们不仅明确了影响大学生成就焦虑的关键维度及其内部权重，更进一步透过具体学生类型画像，直观展示了不同群体在优绩主义环境中的心理与行为特点。这种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为后续的分析奠定了坚实基础，并自然过渡到下一节内容，即对来自质性访谈录音稿的典型故事片段的深度解析。通过这些真实且生动的故事，读者将更深入地了解抽象的数据背后学生群体的真实状态与体验，从而进一步印证、丰富和深化我们对优绩主义及其影响的认知。

至此，我们详细解析了在大学优绩主义下，学生作为游戏玩家的心理表征与行动逻辑。相比于真实情况，它事实上是集合了各种学生境况的浓缩模型。为了更好地展现学生们真实的心理活动和行为现象，我们将受访者分为不同的形象，用讲故事的方式将他们的真实经历呈现于此，也为了让读者更切身地体会到由焦虑引发的大学生真实的境况如何。

我们把所有受访者划分为三个大类：A类学生十分依赖优绩主义，B类学生被优绩主义持续困扰，C类学生与优绩主义和解。我们将不同学生按类别编号为An，Bn，Cn，对于不易划分至某一类别的学生，我们用ABC的字母组合对其编号以反映更真实的情况。数字n仅为区分不同学生，没有额外含义。

• **A：十分依赖优绩主义

学生【A1】：依赖优绩主义确认自己的价值，同时乐在其中如鱼得水

A1是一名在优绩主义中如鱼得水的同学。他本科就读于武汉理工大学土木工程专业，他认为自己的专业不太好，本科毕业选择很少，所以和大部分他的同学一样，很早就决定考研去更好的学校提升自己的学历。

A1从大三下开始就为考研作准备。他抱着一定要考上的目的，但并没有关注他人，反而自发内卷，在备考过程中不断给自己压力。他坦言自己性格就比较争强好胜，所以没有在优绩的压力中迷失，在长时间的刷题备考中也可以长期保持相对稳定的心态，保持较高的学习强度。他对于几项考试内容有清晰的时间规划与进度的安排，根据他各个学科的学习情况，针对性地为较为重要的数学安排了最多时间，其次是英语。随着复习越来越充分，他的心态也越来越积极向上。最后初试的成绩也都在他预料之内。

他认为自己在备考过程中没被优绩主义困扰的原因在于他找到一个明确的目标，然后根据目标去规划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而没有盲目地追求面面俱到。这样既减轻了他长期 备考压力，又能更有效地实现目标。他认为这就是一个普通人该有的心态。

在复试时，他也不可避免地产生紧张，失眠等现象，因为对于内容不甚熟悉，他常常复习到两三点才睡觉。最终他也是顺利上岸。他把自己的成功归功于自己的努力，并坦言：如果没有上岸交大，他也会会选择其他学校调剂，不会考虑再考一年。

对A1和大部分和A1一样的家境普通的同学来说，读研可以说是唯一的出路，难免出现大家明里暗里都在争取一个好看的分数，竞争非常激烈的情况。这种环境下，当然会出现有同学对分数有太大执念，在出分后揣测其他同学得了好处之类的行为。班内同学也因为相互竞争而无法交心，社交只能浮于表面，或是被优绩主义异化为互相试探，勾心斗角。A1关系最好的朋友也都是和他没有竞争关系的老同学，即使A1在考研期间减少了社交时间，关系也没有变淡。

A1目前所在的课题组没有硬性的科研压力，但他也能接受更高压的状态。他通过优绩主义，变相确证了自己的价值，并坚信优绩规则的正确性。A1一定程度上把考试，考研的优异与成功视为他的人生价值。

学生【A2】：十分认可优绩主义诸原则，并擅长在这些原则下成为优秀者

我叫A2，来自上海交通大学智能感知专业，对于我来说，优绩主义并非阻碍我前进的泥沼，而是助力我进步的扶摇。

我认为，优绩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处于大学生活中，一切行为都是以绩点为目的，都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绩点，从而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因为绩点是对一个人在大学生活中的学习成果的检验标准，绩点如果越高，在别人看来他的学习效果就越好，所以说提高绩点也是去检验自己学习成果的一个过程，像保研或留学虽然也很重要，但更多的是在检验学习效果过程中的附属产品。

我从小成绩就非常好，初三时更是考上了成都七中，在高手如云的高中里，我的成绩也是名列前茅。所以当我长时间地处于这样一种优秀的状态时，不知不觉中已经习惯了优秀的这种设定，我已经将优秀当作自己理所应当要完成的事情，这种状态不断地鞭策我进步，但在另一方面，当我受到打击与挫折时，早已没有了直面它们的勇气，我不愿意承认是自己能力的不足，更不愿坦白地说出这一切。

但挫折并不会令我沉沦，因为优秀的标签一旦贴到了我的身上，就像有一种魔法让我彻底迷恋上这种感觉，挫折只会让我以更昂扬的姿态投入学习。我把高绩点作为大学目标，我会去关注大学中对于优秀学长的宣传，并且把他们当作我的奋斗目标，我会去和朋友、同学谈论比较成绩，这种比较能让我看到未来努力的方向，更能让我内心得到极大的满足。但其实现在的我，双目中早已没有儿时对于未知与知识的渴望，满眼尽是对绩点的追求，尽是对“地位”的渴望。

我不知道从何时起，变成了现在的模样，但这种变化令我满意，我不知道我因何而变，但对于给我带来这种变化的力量之源心怀感激，我愿意为它吹捧宣传，让其他所有人像我一样，置身其中，感受发自内心的喜悦与动力。

在采访中，我被问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对“眉笔主播”的看法，虽然站在社会影响的角度，他的行为并不理智，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但面对群众攻击的点，我并不能理解，个人的成功就是对个人能力的证明，努力才能走上人生巅峰，没有达到自己心目中的高光时刻，自然是这些不优秀者不努力、没能力的自然而然的结果。

学生【AB-1】：深受优绩主义困扰，但没有优绩主义就难以自持

我是AB-1，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永坦班，优绩主义虽然令我身心俱疲，但我更害怕失去优绩主义的世界。

在高中里，我学习非常努力，但我的成绩并不算顶尖，基本维持在中上游水平，而且还经历了几次比较大的起伏波动，但我渴望成为尖子生，我渴望当看到班级后黑板上的成绩单时，发现我的名字高高在上；我渴望在课上当众讲解其他学生不会的题目时，引得一片惊叹；我渴望当暑假给尖子生开小灶时，我的名字也赫然出现在名单之中；我更渴望当高考成绩发送到父母手机上时，全家欢呼的喜悦。当然，我在高考时也没有辜负父母的期待与自己的努力，我在高考考完的当天晚上就对了网上的答案，发现数学发挥的出奇的好，我恨不得跟所有人分享当时的喜悦。当录取结果出来的时候，我也毫无意外地被哈工大的院士班录取，为我三年的努力画上了满意的句号。

在大学中，我感觉身上的压力并没有减轻。因为我是院士班的学生，所以我就要努力去做的比其他学生要更好，而且头顶上还有“华五”这座大山，我不甘心比别人差。所以，我必须要表现出我的优秀，我必须要让其他人看到我的能力，我要用成绩来证明我自己。我在学期初制定目标的时候，便为自己定下了高绩点、高排名的flag，因为在我心里，不去争绩点、争排名，学习干什么。

所以，每次考试后，我都会暗中与其他同学比较彼此之间的成绩，但我不会把这件事放到台面上，因为我不想让他人认为我很在乎这个东西。这种比较往往令我苦恼，成绩比我好会带给我巨大压力，成绩不如我我又会怕自己沾沾自喜，但我无法停止，难以自制。

当我发现自己成绩不如别人时，我希望自己能够理性分析差距与原因，但上了大学之后，我内心的自驱力大不如从前，我不敢直面自己的缺陷，也缺少改变自己的勇气，我开始随波逐流（其实这种随波逐流的心态在高中就有，但是当时并没有发现），不去思考如何应对当前困境与挫折，而是学着别人，其他人怎么办，我也这么做。

因此，我渴望跟强者接触，我多么希望有位实力强劲的学长成为我的挚友，有实力强大的导师与我亲切，并且由他们带着我走向成功。这又回到了文章的开始，我要展示我的才能，我要展示我的价值，才能进入到他们眼中，而我所擅长的、所能展示的，可能也只有我的成绩了。至于说在成绩之外新增评价指标这件事，我是完全反对的，以为这会导致不确定性的增加，不透明度的上升，信息差的出现，我这个人是非常讨厌或者非常逃避不确定的事情，所以我希望一切的事情都变成很确定的。

最后，我想对那些厌恶高考的人说，难道你不感谢高考吗？我妈我爸都是普通的老师，是基层的工作人员，国家给了我高考这个机会，国家让我上义务教育，上完义务教育之后，能够通过中考成绩上到全省最好的高中，再通过高考进入哈工大，虽然高考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但是难道不应该感谢高考吗？这是国家给咱们争取的机会，如果你去这个帝国主义国家，可能他们也有相应的福利待遇，但是如果你让资本家来选的话，他绝对不会给你接受教育的机会，他希望底层人民越愚昧越好。

所以说我觉得咱们通过高考上到大学，很大程度上就是吃了高考这么一个优绩主义的红利，我觉得应该知足。在现阶段不应该过多的去抱怨优绩主义，想方法是得想，但是我觉得现在还不成熟。

• B：被优绩主义持续困扰

学生【B1】：没有好胜心，但总被优绩主义牵着走

B1是一位在优绩主义尚未如现在这般盛行时完成了学业，如今已经就业的一位同学。他与A1一样，在当时优绩的考核标准中过关斩将，但与A1不同的是，B1并没有优绩主义中收获成就感，反而如今仍被业绩困扰。

B1本科就读于交大计算机系，刚步入大学时，自述比较贪玩，不看重绩点，而是把生活的重心放在和陪伴女朋友，和高中的好朋友一起出游和发展兴趣爱好上，导致他即使大二大三的绩点比较优异，但也没能获得保研资格。他本身反感“绩”这个字，也不会和朋友提及，而是认为这是他被迫去做的事情，并非他真正想做的事情。他更多的情况下，如果别人没有要求就是一个比较自由自在，比较散漫的状态。

大二大三时，他和本系以及其他专业转进计算机系的优秀同学竞争保研名额时，他就深感结果是想要达到的，但过程对他来说并不是快乐的矛盾。他当时其实也想不清楚自己接下来要干什么，可能保研是那个时候大家唯一知道的评判标准，所以随波逐流地选择和大家竞争保研资格。

在保研前最后一个学期，B1估算了自己的gpa，发现即使满绩也无法拿到保研名额，兼以当时出国名额的紧缩，所以从原先成绩在伯仲之间时的焦虑和压力中摆脱出来，抛却所有压力地一边准备找工作，一边准备考研。

找工作方面，B1完全出于保研没有结果之后，大家都去干这个事情，就随便跟大家干一件事情，因为不知道找工作要准备些什么，自然也没什么结果。

考研方面为了全身心投入复习，B1一般在图书馆自习且手机勿扰，使异地的女朋友常常联系不上B1，产生不少摩擦；同时砍掉了大部分原本用于兴趣爱好的时间，后续能重拾爱好时找不到原有的同好了。这些优绩主义带来的人际关系时空联系弱，孤独感强的问题加深了他的迷茫。套磁和找学长学姐打探题目也让B1有了道德上的负担，因为他本性不愿意让本身纯洁的社交关系沾染上利益的要素。

B1认为优绩主义困扰他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属于没那么强好胜心的这种人，单纯的被这套优绩主义后面的萝卜大棒给牵着走，而由于评价体系都是由其他人决定的，无法更改，而优绩主义天然的奖励优胜者惩罚失败者的机制会逼迫所有人参与竞争。

他通过考研在交大继续攻读研究生，在毕业之际，B1的父母想让他考公务员，有一个铁饭碗。他之前也希望能满足父母的期望，变相符合大众观念中的成功，但随着年岁渐长，阅历增加，他逐渐有了自己的成体系的观念，也就脱离了父母为他预想的道路。

B1认为优绩主义应该给失意者一个退出的机制作为托底，而非一刀切地处理。他承认学校层面看，奖励优胜者比处罚失败者更有意义，但他提到自己一位原本在致远学院的同学因为挂科而清退出学院，最终退学的例子，为他的处境感到惋惜与不甘。

回顾自己的求学生涯，B1给仍在被优绩主义困扰的同学的建议是：如果你觉得自己在被困扰的时候，其实你就不属于那种自己喜欢争强好胜那种类型，是不得不去做的那种类型。不要做那只被挂在你眼前的胡萝卜引诱的一直跑的不停的驴子，如果你就像驴子一样，眼前只有胡萝卜，你周围的风景一点都看不见，那就没办法，你就只能被压力追着跑。但是如果你愿意不吃胡萝卜，你愿意不卷这些东西的话，其实平时还有挺多事情可以的做，所以B1觉得只能是自己想开了，觉得这些东西对自己来说并不是那么有意义，才不会有来自优绩主义的压力。他希望还身处校园的同学们不要被身边的氛围裹挟，去思考自己真正想做什么，想清楚自己的未来，并去勇敢追寻。

学生【B2】：为了优绩失去了很多却无可奈何

我叫B2，来自北京大学计算机系，是一位深受优绩主义之苦的学生，学习于我而言，是在戴着优绩主义的镣铐舞蹈。

我的成绩从小学的时候就很好，初中时更是以全省第二的成绩考入中国民族大学附中，完成了从山河四省考生到北京考生的蜕变。我努力的成果、做出的成绩本应铸就我的自信，然而却成为了我压力的来源。

通选课是大学期间避不开的课程，对于我来说，一些通选课和专业相关性不大，甚至有些是为了凑够学分选的，所以我本想少分配时间学习，但它们往往有区分性的作业和考核，导致我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这给我的专业课学习造成了巨大压力。比如，原本觉得通选课随便上上得 84 分就行，可若同组同学很看重成绩，就会连带着我花费更多时间去“卷”期末作业或报告，可这未必能提升我对课程的了解和受益程度。

虽然我对通选课的成绩并不重视，但在专业课的学习上，还是以成绩排名这个量化指标作为指向，来自我评价这一阶段的学习效果。起码在学生阶段的话，我觉得有这样一个比较明确的量化指标来反映自己的成果，还是很直观清晰的。在我了解到实际上在毕业以后去工作时，脱离了学校这样一个环境，在社会上对于个人能力或者是就是工作效果的一个评价，就没有像绩点这样一个这么直观的一个表述了，更多时候可能还是需要自己的摸索，有时候甚至摸索半天也不一定能够就是摸索到正道上，所以我觉得在大学期间还有这样一个比较明确的指标，是比较方便，但是这一定程度上也就造成了现在很多大学生对于这样一个单一的这样一个成功路径的一个依赖。

我觉得像我一样以成绩为评价指标并非少数人，大部分学生都倾向于以成绩为评价指标，但大家不会把成绩排名拿到桌面上谈。学校里学生基本不比较绩点，奖学金评定时，大家会交流课程学习方法和知识点，互相帮助，但不会关心彼此期末考试成绩和是否评上奖学金。因为竞争压力大，成绩好问别人怕“得了便宜还卖乖”，成绩不好问别人又不好意思。不过背地里大家其实都很在意自己的成绩。

当然，为什么普遍以绩点为评价指标？其实我觉得原因并非绩点来评价自己学习成果，现实来讲就是因为高绩点意味着奖学金，高绩点会被当作优秀宣传，那些学风好、成绩好且有本科科研经历的同学，评奖评优时会优先考虑，得奖后会在微信公众号或学校树洞等平台推送事迹。一开始这对我产生负面压力，觉得同样努力学习，为何他们成绩比我高那么多。但是后来我发现人与人之间智力差距还是很大的，有些人学习有天赋，成绩自然就高。于是我把这种宣传当作激励，借鉴大神的学习方法后，成绩有小提升，但无法达到他们的高度，成绩也会有不如意的时候，会产生消极情绪。

当成绩没达到预期，我会反思是不是自己没掌握细节或隐性知识。但更多时候不会过度反思，毕竟成绩已定，过多纠结也无济于事，人总是要向前看的。我是个唯结果论者，但我也知道探讨学习过程有因人而异的方法论意义，不同学习方法适用范围不同，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得“摸着石头过河”。对于团队学习，结果重要性大于过程，因为结果更易量化、可复现，但只关注结果不行，路径行进过程更值得关注，这需要自己在实践中慢慢探索、实践。

刚入学时，我没听出老师课上隐晦的考点信息，按兴趣规划学习重点，结果期末考试成绩不理想。后来我变得“鸡贼”，更关注老师有意无意的暗示，成绩有了明显提升，但我觉得这违背了大学教书育人的初衷，感觉自己陷入了优绩主义怪圈，不是追求知识，更像追求权力，泡在题目卷子里让我感到窒息和无奈。

就这样，在追求绩点而非知识的道路上，我无奈地跑了四年。临近毕业，我突然有了释怀与解脱的感觉，终于能摆脱终日敷衍与内卷交织的状态。

优绩主义在工作的选择上对我影响也很大，我一直秉持工资就高者优先的原则。因为我觉得给老板打工是劳动者出售劳动力换取报酬的商业行为，获取劳动报酬是主要目的，有了收入才能休息调整，更好地投入接下来的工作。现在的我不太相信工作能带来很大提升这类话，更倾向于直接的利益考量。

现在回想大学四年，很大的遗憾就是没能交上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一的时候，班里经常开组织生活会，班长团支书会创办集体活动，大家会找空闲时间聚在一起或做团建项目。但随着学习压力增大，大家对成绩要求提高，这类活动逐渐减少，甚至一学期或一年只见一面，见面还可能是因为评奖学金时的同学互评打分，彼此相识相熟变得遥不可及。

我们都太关注成绩和绩点，在优绩主义中越陷越深，无法自拔。

学生【B3】：优绩主义常常让自己陷入焦虑和不安

我叫B3，来自浙江大学微电子专业。在日常的学习与生活中，我深刻地体会到了优绩主义带给我的痛苦与无奈，深陷怀疑与焦虑，妄图爬出优绩主义的泥沼，获得心灵的救赎。

我是一个很踏实努力的人，高中时成绩在班里就名列前茅。然而越是优异的成绩，所带来的压力与负担就越难以承受。当我注视着父母和老师满怀期待的双眼，就明白早已没有退路可言。高中三年，我在题海里身负巨大压力苦苦坚持，终于迎来了高考，那令人激动而又沉重的日子。我实在是太想考好了，然而，天不遂人愿，数学卷子答着就很不顺手，物理更是给了我沉重一击，考完物理，我趴在桌子上哭了，三年的努力换来的却是一个不完美的句号。

怀着全新的心情，我来到了浙江大学。本以为在大学里终于可以摆脱高中的压力与负担，但是从小受到教育给我罩上一个光环，以及社会观念里名校就一定要比普通人要强，又使我更多的时候感觉社会给你的压力，就是让你觉得自己一定要比普通人要强，凡是要做的比他们更好。

上了大学后，为了避免像高中一样在巨大压力中学习，我为自己订了以保研为标准的学习目标。但不可避免地会比较在意自己的成绩与排，担心自己就是学的不如别人好，担心自己排名比别人低被嘲笑。所以当成绩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的时候，我还是会很不开心，甚至在这段时间里我不会去学习这一科目。

在大学里，我确实比高中更开心了。在周末出去游玩，偶尔去吃顿大餐都让我短暂地忘却学习中的负担。但当我在休息时间看到别人学习时，我的内心就非常不安，这种不安迫使着我心不在焉地拿起笔，强迫自己看书，其实我心里也知道，其实这点学习时间无足轻重，而且还效果低下，但就是无法摆脱，内心折磨。

学习是需要天赋的，这一点我深信不疑。所以当我看到学校宣传某某同学获得了奖学金，完全就是一扫而过。我不想让绩点、排名成为我生活的全部，但保研的评判机制是这样的，GPA占了很大一部分，所以我就不得不冲一个高绩点，但是绩点又不和个人能力完全挂钩，所以优绩主义让我面对保研的压力的时候，陷入内耗。

学生【AB-1】：深受优绩主义困扰，但没有优绩主义就难以自持

学生【B4】：优绩主义下的普通人，受其困扰却不敢逾矩

我叫B4，是一名典型的985大学学生，在大家眼里可能是传说中的“卷王”，但在我看来，我只是选择了一条最稳妥的路。

从小到大，我一直被灌输一个朴素的道理：“只有足够优秀，你才有权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高考那年，我像很多同龄人一样，拼尽全力冲进了名校的大门，那时的我天真地以为，只要进了好大学，人生就会一帆风顺。然而事实证明，这只是新一轮竞赛的起点。

大学生活带来的，并不是想象中的悠闲与自由，而是绩点的竞争、保研的压力、科研的重担，以及那数不清的简历优化项目。大一的时候，我加入学生组织、参加各类社团和活动，但很快我发现，这些都是“面子工程”。能够真正为未来加分的，只有实打实的硬实力。于是，我渐渐退掉了一些无意义的社交，把精力都集中在了专业学习和科研项目上。

很多人质疑说：“你是不是太功利了？”老实讲，我确实功利，但我有别的选择吗？在我所处的环境里，绩点排名、奖学金、保研名额、实习offer，每一项指标都在赤裸裸地决定着我们未来的出路。这种指标化的评估体系逼着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争先恐后。你一旦放松，别人就会超越你，曾经努力积攒起来的优势转瞬即逝。

当然，我也不是没有过怀疑和挣扎。有时候我也会问自己：“我到底喜欢什么？”可每次当我尝试去探索时，很快就被现实拉回来——我意识到，大学里的成功模式是单一的：考研、保研、出国、名企招聘，都是被绩效指标牢牢掌控的。于是我只能收起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继续在这条跑道上咬牙坚持。

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这种优绩主义的逻辑不仅定义了成功，还道德化了失败。我见过身边很多成绩不够好的同学，他们努力了，也并非不聪明，但最后还是输在了家庭、资源、运气这些非优绩因素上。可是，社会和周围的人却只看到他们“不够努力”，于是他们只能默默承受这种隐形的羞辱。这种氛围，让我对自己也产生了一种隐秘的恐惧：如果有一天我失败了，周围人也会这样评价我吗？

我知道，优绩主义有很多问题。但我也必须承认，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它的确给了我清晰明确的目标，让我明白自己要怎么努力，要付出怎样的行动，才能更靠近所谓的“成功”。虽然我并不享受这样的竞争，但我也找不到其他更好的替代方案。

其实，我也并不是没有注意到身边那些选择不进入“内卷”的人。他们似乎更快乐、更自由，能够真心享受生活本身。然而，我也清楚地看到，这种“不内卷”的生活方式需要勇气，更需要资本。出身普通家庭的我，从小被反复强调竞争的重要性：“你不往前挤，别人就把你挤到后面去了。”所以，那些淡定从容的“自我探索”对我来说太过奢侈。

让我感到疲惫的，不仅仅是这些无止境的竞争，更是一种无法彻底放松的焦虑。我曾经试过给自己放个假，但每当我短暂地停下脚步时，总觉得愧疚和不安，因为我知道此刻一定有人在拼命地往前赶超。这种焦虑如影随形，它像是躲在暗处时刻提醒我：停下来就是输。

有时我也会想，优绩主义难道不是公平的吗？它让每个人有机会用能力和努力换取自己想要的未来。然而，我却越来越清楚地感受到，这种公平只停留在规则的表面，现实中很多因素是我们无法控制的。大学里最受欢迎的教授往往会优先选择“有资源、有背景”的学生进组，普通家庭出身的学生即便成绩很好，也未必能获得最好的机会。但我们却依旧心照不宣地坚持着这样一个理想化的“公平”标准，因为质疑它，会让我们陷入更深的无助。

尽管如此，我并不真正热爱自己现在做的所有事，但我热爱“成功”带来的自由和选择权利。我知道这样的逻辑其实很脆弱，但至少目前，它还能给我带来一些确定感和安全感。至于未来会不会有更好的路径、更公平的评价体系，我不敢奢望。

这就是我，一个普通的优绩主义者，一边挣扎着，一边小心翼翼地前行，努力去寻找那条可以容纳下自己人生的狭窄道路。

学生【B5】：被优绩主义囚禁，被优秀和不优秀两种评价持续撕裂

我叫S，是一所985高校的大三学生。说实话，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但在这套优绩主义的评价体系中，我好像从未赢过，也从未真正属于哪一边。

我不知道该怎么准确描述我现在的状态。如果硬要说一个词，那就是“困在中间”。我不是那种一眼就被老师看中的天才型学生，也不是彻底摆烂什么都不管的人。我努力学习、按时交作业、积极准备考试、偶尔还会参加一点竞赛或者科研项目，但成绩总是不温不火，绩点徘徊在中游。可就因为这“不上不下”的位置，我承受了太多看不见的焦虑和自我否定。

有时候我特别羡慕两种人。一种是那些在优绩主义游戏中如鱼得水的人，他们知道怎么选课、怎么跟老师打好关系、怎么组队做项目，还能像模像样地在简历上堆砌一堆漂亮的成果；另一种是那些看起来什么都不在意的人，他们仿佛真的能抵御这场时代洪流，不焦虑、不攀比，活得自洽而自由。而我既无法在这个体制中脱颖而出，也做不到真正抽身。

我曾试图把大学生活过得“有规划”。大一时，我听从学长学姐的建议，去跑社团、加项目组，还硬着头皮报了几门“保研热门课”。结果社团最后根本没坚持下去，项目组里的工作我也总感觉被边缘，至于那几门热门课，别说拿高分，我能勉强保住绩点已经算运气不错了。每当看到朋友圈里有人晒出又拿奖学金、又发论文、又被老师带进实验室的消息，我只能默默点个赞，然后开始怀疑自己。

我真的不够努力吗？我每天按时起床、泡图书馆、参加自习群、背单词、刷题，但这一切都没有让我从“中游”跃升到“上游”。最打击我的一刻是，有一次和同组同学一起准备一个跨校联赛的项目，我全程负责数据清洗和建模，熬了三个通宵，结果最终展示那天，另一位同学负责讲解，赢得了所有掌声，最后老师只记住了他一个人的名字。我知道这不是他的错，但当时我坐在会场的角落里，感到一种彻底的失落：原来我的努力可以这么容易被忽视，甚至毫无意义。

我也尝试过自我调节。我看过很多关于“心态管理”的公众号文章，试着给自己减压，不再强求自己“必须优秀”。我告诉自己：“慢慢来，每个人有自己的节奏。”可这种“慢慢来”的节奏，在现实面前根本站不住脚。专业课老师上课常说：“以后找工作你们要有项目经验，要有实习经历，要有科研成果。”我手里攥着的只有几份平庸的课程报告和一份不温不火的绩点成绩单，每一句提醒听在耳朵里，像钉子一样钉进了心里。

我曾和室友聊过这些，他拍拍我肩膀说：“你已经很好了，别想太多。”我点头应和，却没法告诉他，有时候我凌晨两点醒来，心跳加速，脑海里全是“你不够好”“你不配”“你又落后了”的声音。

最让我痛苦的，是这套优绩主义系统不仅评判了我，还改变了我。我曾经是个热爱读书和写作的人，高中时我常常给校刊投稿，也会用博客记录生活和想法。可现在我已经很久没有认真写过什么了，我总觉得写这些“没有用”。我也想过报名去支教，或参加一些人文类的志愿项目，但每当打开报名链接，看见“是否有相关背景证明”“是否有组织经验”这些条目，我就退缩了。就好像整个社会都在告诉你：“你不配拥有浪漫，先把绩点卷上去再说。”

• C：已然与优绩主义和解

学生【C1】：被优绩主义困扰后决心和解

C1与优绩主义的关系更类似是和解。她在高中阶段受优绩主义的困扰更深，相较于大学更唯分数和排名论的环境，被迫的不断的比较让她喘不过气，社交中他人有意无意地将成绩优异者奉为上等人，将落后者视为下等人的习惯性思维让她如履薄冰。后来她逐渐理解了优绩主义的实质，并找到了自救之路。步入大学后，她与优绩主义已然握手言和，将优绩主义视为努力的轴线之一，而非生活的全部。

C1认为，优绩主义将考试成绩等可量化的指标视为核心，按照统一标准衡量所有人，并认为优绩主义是一种简单粗暴的方法，只看结果而不考虑过程，将学业成就、规划成就等任何可量化表现视为优绩，用同一标准衡量所有人，忽视了个体差异和背后付出的努力。

她在高中阶段因家庭投入等因素产生必须表现优秀的压力，但压力仅存在于结果未定时，未达预期时反而轻松，且在反复的受挫中，逐步建立起较强的抗压能力。她虽然认为成绩排名等量化指标重要，但实际中不完全按此导向，反而会对自己认为没有掌握好的知识点反复钻研，没有考虑成绩整体的最优解，她的策略上存在矛盾，行动与想法不完全一致。她将想法与行动分开，心理上的优绩主义焦虑不影响行为，行为上仍按自己方式做事。

为了减轻优绩主义给她的负担，C1在比较学习成绩、奖学金等时，会区分在意与不在意的方面，不在意的方面可自嘲式比较，真正在意的则避免比较以减轻压力，比较时会拆分不同方面，而非整体比较。她边感受到优绩主义的影响，比如会因为成绩、排名等量化指标而感到压力，但同时又会自责，觉得自己不应该过度关注这些外在的评价，而应该更加专注于自己的兴趣和内心的成长。这种割裂感源于优绩主义所带来的外在标准与她个人内在价值观之间的冲突。

走出优绩主义的困境后，C1注意到，当生活情境较为单调时，例如在学校环境中，学习和成绩往往是主要的生活内容，优绩主义的影响会更加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个体更容易被优绩主义所困扰，因为缺乏其他的生活体验和成就来分散注意力或提供替代的满足感。因此，C1认为丰富生活情境是非常重要的。她建议同学们通过参与多种活动、探索不同的兴趣领域，建立起多元化的成就和满足感来源，从而减轻对单一优绩主义标准的依赖和焦虑。例如，通过加入社团、参与艺术创作、进行社会实践等方式，在学业之外找到其他的价值和成就感。

学生【C2】：从决心成为优秀者到坦然接受优绩主义内外的一切

我叫C2，就读于一所还算不错的985高校。相较于周围许多为了绩点、保研和奖学金而不断奋斗的人来说，我显得有些另类和疏离。在很多同学眼里，我大概属于“摆烂”一族：不焦虑、不内卷、不追求任何标准化的成功路径。

我也知道，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特权，毕竟在我们这个时代，敢于“不卷”本身就是一种资本和底气。每当身边的朋友吐槽“卷到飞起”的生活时，我只能笑笑说：“可能我就是个懒人吧。”但事实上，我并不是懒惰，而是从心底抵触这种被无止境的竞争所定义的人生。

与大多数人一样，我的中学时代也深受成绩和排名的困扰。那时候我还很年轻，满脑子都是如何超越别人、如何获得更好的名次和更高的关注度。升入大学之后，我突然意识到，原来人们追求的所谓“成功”，不过是一个不断移动的终点，永远都追不上、摸不着。于是，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质疑这种只有成绩与指标的游戏。

我清晰地记得大一刚入校时，很多人告诉我：“一定要抓住机会，好好规划大学生活，参加各种活动，争取高绩点，以后才有更好的发展。”我一开始也尝试跟风参加了很多社团活动和学生组织，但很快就发现，大家忙碌的身影背后，并非真心热爱，而更多是为了那份简历上的经历、荣誉和“闪亮的标签”。

在一次学生会会议中，我无意间听到主席和部长在私下抱怨：“组织这些活动真的毫无意义，但为了保研名额不得不干下去。”那一刻，我心里说不出的失望与难受。后来我干脆退出了学生组织，开始一个人逛校园、看书、看电影，甚至去市区寻找各种小众咖啡厅和书店，试图找回我真正喜欢的生活状态。

很多同学觉得我放弃了“变优秀”的机会，也有人背地里议论我“不上进”，但我很清楚，这些所谓的机会背后，是更多焦虑与恐慌的深渊。我并不是害怕努力，而是不愿意去做自己并不热爱，甚至是违背初心的事情。比如，在很多人都拼命挤进教授课题组、为了发论文而刷数据的时候，我却宁愿选择参加一些看似没什么用的社科讲座，或者纯粹出于兴趣去阅读一些哲学和文学书籍。

当然，做出这种选择并不意味着我完全没有挣扎。每到期末考试周，看到室友们彻夜苦读，我偶尔也会感到一种短暂的焦虑——“自己真的做得对吗？是不是太过于任性？”但转念一想，即使我获得了很高的绩点、顺利保研或者出国，难道那样的人生就一定会比现在更幸福吗？这些问号不断在我心中回旋，最终我还是决定，按照自己的节奏和喜好去安排生活。

也许正是这种随性和坦然，让我在大学这几年里拥有了很多看似平凡却格外珍贵的时刻。我可以在周末随心所欲地在校外找一家安静的书店，坐在角落里静静地度过整个下午；也能毫无目的地搭上一辆公交车，穿过城市的街道与人群，感受这种简单却丰富的日常生活。我喜欢和校外的一些朋友聊天，他们大多并不在意绩点，也不在意名牌大学的光环。他们更关注的是如何过好每一天，如何享受生活的每个瞬间。

• 一段对于三位学生【A3、B6、B7、C2】的对照讲述：

• 初入大学：梦想的色彩与现实的棱角**

“我可能刚开始对这个优绩主义理解比较浅薄，”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的大一新生B6坦言，“可能主要是依靠成绩或者排名、考试分数来评判一个人的能力，然后去分配相应的资源之类的。”这番朴素的认知，道出了绩点在大学校园中最核心的功能——资源分配的准绳。无论是转专业、保研、评奖评优，乃至出国深造和求职，绩点以及所有基于优绩主义的评价指标——成绩、学生工作岗位、奖项数目、志愿服务经历和时长等——都扮演着“敲门砖”的角色。

来自凯原法学院的大一新生B7对此深有体会。她曾是家乡小镇中学里历史方向的第一名，纯高考路径进入交大。对她而言，中学时代对“优秀”的渴望，便已埋下伏笔。她回忆起中学时，部分老师“可能会专门把成绩排名前列的同学私底下去给她们进行特殊的辅导”，而未能进入此列的自己，“会觉得很羞耻，一方面抱怨老师一方面抱怨自己。”这种渴望被关注、被认可的心态，延续到了大学。当她设立目标时，往往是量化的：“比如说百分之多少同学才可以被保研，或者说一些保研资格或者什么资格的驱动之下，我会给自己立一个最低的目标或者是，或者是在我的成绩没有进入这个范围之内的时候，感觉到好像毁了。”

标化指标的压力并非孤例。媒体与传播学院大三的A3也表示：“总体上我会期待自己的成绩较高或排名靠前。特别是在参加一些我比较擅长或有一定经验的比赛时，我会期待自己能取得较好的名次。”这种期待，如同无形的鞭策，让学生们在学业的赛道上不敢松懈。

1. 光环之下的阴影：焦虑、比较与“异化”

绩点等指标的重要性，使得围绕它的竞争异常激烈，也带来了普遍的焦虑感。B6提到，进入大学后，为了实现转专业的目标，“这个转专业又比较看大一上成绩”，因此“有时候就比较焦虑”。这种焦虑源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对“落后”的恐惧。

比较，是焦虑的催化剂。B7回忆，上学期期末当自己在宿舍先查到成绩，并沉浸在不错的喜悦中时，却无意间从同学的话语中得知对方得了4.3，而自己是4.0。那一刻，原本想开心地分享这件事的心情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莫名的失落。她会下意识地开始反思，自己在学习这门课的过程中，是不是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随之而来的，是强烈的尴尬感，让她甚至不想再与同学交流，只想一个人静一静。这种由比较引发的自我否定，即便理性上知道自己已尽力，情感上却难以释怀。

凯原法学院的C3对此则有不同的体悟。她认为优绩主义“不仅仅是说我们对于学生阶段的这种学业成绩，还有可能之后到了工作岗位上的绩效。”她提到韩国电影《下一个素熙》，片中以业绩衡量员工价值的情节让她警醒。在大学里，她感受到一种“莫名其妙的胜负欲”，以至于在一些其他和学业完全无关的地方也受到这种心态的影响，比如考驾照练车时她也想比同伴开得更好。但随着大学生活的深入和视野的开阔，她发现“大家各自的选择很多，大家的生活就是都非常的丰富多彩”，因而开始意识到大家的选择不同、未来出路也不同，这种比较也就渐渐减少了。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能如C3般相对从容。绩点的压力有时会“异化”学习行为。B6坦承，在某些课程上，如C++程序设计，“迫于考试压力，我直接放弃了那些（有用的）内容，选择更加面向考试的复习方式。”B7也观察到，在法学院，大家基本上都不会真的去讨论学到了什么，而只关心这个老师在给分上好不好，“给分低的我就会偷偷地骂他两句”。这种“唯分数论”的学习方式，与教育的初衷渐行渐远。

更令人忧虑的是，这种压力有时会演变成极端行为。B6提及，在一次军事理论课考试前，有同学分享了老师透露的考试重点信息，结果不是大家共享考试重点，而是有人直接把同学和老师都举报了，“我觉得这种行为比较抽象，确实有些人就是比较关注个人利益”。这虽是个案，却也折射出过度竞争下人际关系的扭曲。

在优绩主义对个人行为的影响方面，本就优秀的A3显得更加典型。

A3的生活仿佛一台精密调校过的仪器，每一个刻度都指向“优秀”与“效率”。她的日程表上，密密麻麻地填满了课程、实习、比赛和各种“提升自我”的活动。这种驱动力，在她对时间近乎苛刻的管理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她曾尝试过一种“给每天做一张表”的时间安排方式，那张表密密麻麻，从清晨六七点一直规划到午夜之后，“我那时候很喜欢让每个格子都有内容，还会用不同颜色标注。” 课程、自学、学生工作，各类事项被精准地切割、填塞，仿佛每一分钟都不能被“浪费”。这种对填满格子的执着，让她在潜意识中“不太愿意休息”，因为空白意味着“未完成”，意味着“效率不高”。即使后来放弃了这种极端的列表法，她依然会用飞书的多维表格来制作“今日待办”，“哪怕有些事情的截止日期（DDL）很靠后，我也会把它放进去，我觉得这样可以让我早点开始准备。” 这种“今日事今日毕”甚至“今日事明日毕也提前做”的紧迫感，如同无形的鞭策，让她始终保持着高速运转的状态。

而在目标设定上，A3也展现出典型的“量化导向”。“在学习目标的设定中，我也会以这些量化的指标为导向。因为我觉得人在定目标时，量化的东西更能给人一种目标感，或者说，它更能确凿地激发一个人的动力。” 对她而言，“学年总排名达到专业第一”这样的具体数字，远比“写出比较好的文章或做出有意思的研究”这种略显模糊的愿景，更能成为她行动的直接驱动力。这种对量化指标的偏好，并非朝夕养成，而是源于从小到大“大家定的目标都很量化，比如要进前百分之多少，或者要读几本书、写完多少作业之类的”耳濡目染。绩点、排名，这些冰冷的数字，在她眼中却闪耀着某种确定的光芒，指引着她不断向前。

然而，这种对“优秀”和“效率”的极致追求，也如同双刃剑，在赋予她动力的同时，也带来了难以承受的负荷。“这个肯定也会让我焦虑，嗯，就是它有时候也会让我，嗯，比如因为太焦虑或者压力太大，让我有一点妄自菲薄，因为把注意力完全放在了别人有多优秀上面。” 她坦言，当听说有同学在参与更有含金量的实习或比赛时，自己会“有点被卷到的感觉”。这种被“卷”的焦虑，有时会转化为更强的行动力，让她“把自己安排得忙一点，多安排一些事情”，但有时也会让她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甚至影响到身心健康。这便是优绩主义在她身上留下的深刻烙印——一种对卓越的执着追求，一种对落后的本能恐惧，以及在这两者之间反复拉扯的疲惫与迷茫。

1. 三、突围之路：反思、调适与多元探索

对于A3而言，“国奖”曾是她心中一个无比清晰且强烈的执念。在那个特定的学年，它不仅仅是一项荣誉，更像是一剂强心针，是她用来对抗内心疲惫、振作精神的“正反馈”。她回忆道：“当时我特别想拿国奖，然后就我对国奖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执念，而且当时我各方面也压力有点大，然后我需要一个这样比较巨大的正反馈来让我振作起来。” 这份对外部认可的极度渴望，让她在通往国奖的道路上，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也充满了焦虑。

然而，当她克服重重门槛，最终将国奖收入囊中时，预想中的如释重负与欣喜若狂却并未如期而至。相反，一种更深切的空虚与焦虑悄然袭来。“然后甚至于到评上国奖之后，我发现我的生活还是很兵荒马乱，该有的问题还在那里，我的生活并没有想象中那样，会让我一下子变得特别高兴或者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 这段经历对A3而言，是一次深刻的幻灭。她曾以为，国奖一类在优绩主义评价体系中最顶尖的认可，可以成为那把能解开所有症结的钥匙，是能让她摆脱困境的救命稻草。但现实却是，即使手握这份沉甸甸的荣誉，生活的琐碎与内心的焦虑依然如影随形。

这种“得偿所愿”后的失落，恰恰揭示了优绩主义逻辑的内在缺陷。当个体将所有的价值感和幸福感都寄托在外部的、量化的成就上时，一旦目标达成，随之而来的往往不是持久的满足，而是对下一个更高目标的焦虑，或是对现有成就无法带来预期改变的失望。A3的经历正是如此，在追逐国奖的过程中，“我在每一关我都觉得，我满足了这一关的要求之后就好了，满足了之后我就会发现我的焦虑就是并没有减少，我会继续焦虑（国奖筛选的）下一关。” 这种层层递进的焦虑，让她在整个过程中“消耗就很大”。

这次经历，也让A3开始反思这种以“荣誉”为驱动力的行为模式。她意识到，过度在乎这些外部的标签，反而会让自己陷入更大的精神内耗。“所以我现在的一个想法就是，可能更加重要的还是更扎实的进步……就是那些奖、那些荣誉什么的，如果有机会就正好可以评一下，是锦上添花的东西，不用把这些 title 本身当做一个努力的动力，或者是去神化他们。”

面对优绩主义带来的困境，学生们并非全然被动接受，他们也在以各自的方式进行反思与调适。

B6在感受到巨大压力后，开始理性分析：“即使学习了相关新知识，也不能马上产出一些东西。在这种评价体系下，大家还是只会关注分数。”他意识到短期功利行为的局限性，“如果你突击复习一门课，确实可以在应试上取得比较高的分数，但你会发现过一段时间后，对于那门课学到的内容可能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同时，他也发现优绩主义有时会成为一种“舒适圈”，“有时候会把所谓的优绩主义当成一个舒适圈，自己可能就不自觉地陷入里面了。而像别的方面，比如人际交往或者乐器之类的，自己确实在这方面感觉不如别人。”这种自省让他开始寻求平衡。

C3则从“出路不止一条”中找到了释然。她认为，当意识到人生道路的多元性时，比较的焦虑自然会减轻，“根本不用考虑这些，你们取得了什么成绩，跟我又有什么关系？我可以走别的路。”

B7在经历比较带来的失落后，会尝试“在现在的环境下，不会觉得说一定要超越谁”，并努力“在现在的阶段不要让自己过一种像以前一样，节奏比较慢的生活”，他会主动观察优秀同学的习惯，并尝试将精力投入到自己真正热爱的、而非为了优绩主义盲目努力的事情中，比如利用寒假为爷爷奶奶拍摄记录生活的短片，“这个是我真的想做的事情，让我做出来的话，我会觉得自己身心都非常愉悦的事情。”

集成电路学院的小程，则以一种“中庸”的心态面对压力。他坦言：“我对自己一直不算是要求特别高，也不算是要求特别低，就挺中庸的。要是要求高的话，我就去清华北大了。”这种适度的自我期许，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外界的压力。

医学院的小李，在经历了两次转专业后，对“必须表现优异”的压力有了更深的理解，她“还是会下意识地比较，但马上就会把那种沮丧的情绪压下去了”，因为她意识到自己做不到如同那些在优绩主义下表现地优秀的同龄人一样，给生活上满发条。她甚至认为，经历多次失败后“都习惯了”，在遇到挫折时第一反应是“啊，不愧是我”，第二反应是“没事，再说吧，事情完成就行了”。这种表面上的“躺平”在她眼中是一种进步，因为她“终于意识到生活就是混乱的”，不确定才是常态。

1. 四、寻求良方：个体的努力与制度的温度

如何缓解优绩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受访的同学们从个体和制度层面都提出了一些思考。

在个体层面，保持心理健康、拓宽视野、寻求意义成为共识。A3的经历尤为典型，她曾因长期焦虑导致失眠和躯体化症状，但她也从朋友的经历中获得启发：“他跟我说他是因为他有一段时间非常认真的，就他那段时间他的生活中优先级最高的事情就是让自己开心，就是帮自己减压。”她本人也开始反思“国奖”带来的执念，意识到“更加重要的还是去就是更扎实的进步”。

B7认为，在成绩之外找到能让自己身心愉悦的事情，并坚持下去，同时“去结交一些这方面的朋友”，是重要的解压方式。B6则从一位积极开明的班主任那里获得了支持：“他更希望我们班级成为一个团体……比如组织一些心理班会，或者说进行一些自由交流活动，我觉得这对舒缓压力也是有用的。”

在制度层面，同学们期待更人性化、多元化的评价与支持体系。B7建议，在资源分配上可以尝试“去集中化”，例如，在组织活动时，可以轮流给予不同层次学生机会，“因为我认可一些同学在某一方面是总是最优秀的那几个，但是其他同学并不意味着他们和这个就差距特别多，如果你给他一些机会去锻炼或者是尤其是当这些机会特别珍贵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去发展自己。”

B6和A3都提到了加强心理疏导的重要性。B6认为学校应“更加关注学生的心理压力，及时进行心理疏导”。C3则希望学校的宣传能更加多元化，“挖掘就是学校里的其他人物，然后就是做这种毕业生的推文”，而不是仅仅聚焦于少数绩点大神，她认为那样反而会更加有人情味的，“同学们其实很有趣的”。

老师的角色也至关重要。B7希望老师们“不要老是去提成绩这件事情，不要老是去提前几名的同学具体的名字，也不要说你们做的不好、你们应该向第一名的那个人来学习”，而是应该引导学生认识到“成绩只是一部分，不是最大的部分，也不是所有。”

优绩主义作为一种选拔机制，在追求效率与公平的平衡中，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然而，当它演变成衡量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尺，当“成功”压倒“成长”，当同辈情谊让位于零和博弈，教育便可能偏离其育人的初衷。这些年轻人的心声，提醒我们重新审视教育的意义。

正如一位同学所言，教育不应只是“科学养鸡场”，冰冷地计算着投入与产出，而应是一片丰饶的精神沃土，引导学生“认识自己”，勇敢地探索世界的未知，并最终在纷繁的世相中，寻找到那份能够让内心真正获得安宁与喜悦的热爱。这条通往理想教育的航道或许布满暗礁与风浪，但每一次真诚的叩问，每一次勇敢的突围，都将为未来的航程，注入更多的人文关怀的暖流，以及仰望星空的勇气与力量。

6. 存在论与消费社会

我们说一切的起源都是最初的焦虑以及其难以打破的持续作用。而事实上，这种情绪的诞生并非当代大学生存在某种特质，而是在优绩主义引导下几乎不可避免的，因为它根植于人类的精神结构。

首先，人生来就追求意义、对抗孤独。

拉康派精神分析学说认为，6-18个月的婴儿通过镜像中“理想自我”的完整形象首次建立自我意识，但这种认同本质上是误认：婴儿将碎片化的身体感受强行整合为镜像中的统一形象，却由于能指在主体间漂移时必然的损耗，导致自我与他者的割裂，即而内在体验与外在形象的不协调，催生了人对“他者凝视”的永恒焦虑。同时，人类从意识到“自我”的第一刻起，便需通过他者定义自身，这种主体间性依赖使孤独成为存在的基本境遇。也就是说，孤独时自我意识的副产品，意义系统则成为了弥合“自我与他者”之间裂隙的工具。

从存在主义视角下我们会得到相似的结论：人类是唯一意识到自身存在偶然性的物种，我们被迫面对“被抛”入世界的无理由性，以及死亡必然性带来的终极虚无。此时，个人叙事（如宗教信仰、职业使命）通过赋予经验连贯性，将混沌的偶然事件转化为某种必然的命运，从而压抑存在性焦虑；而共享的意义系统（如民族神话、社会价值观）通过符号网络将个体编织进想象的共同体，缓解他者凝视下的孤独感。

认知神经科学中自由能原理指出，有机体通过构建“生成模型”预测环境，以最小化预测误差，即自由能，从而抵抗系统的熵增崩溃。于是，大脑将感官输入压缩为抽象符号（如家庭、理想），形成高效的世界模型，减少认知资源的消耗。追求意义和社交连接是生物演化出的熵减策略，孤独本质上是认知系统因模型失准而触发的危机警报。

所以，人类的对意义的追求与对孤独的恐惧处于辩证性的一体两面，既是拉康式主体性创伤的补偿，也是对抗存在熵增的生物本能，最终指向一个悖论——我们通过他者赋予的符号来定义自我，却因符号的异质性永远无法抵达真正的他者。这种根本性的孤独，恰恰成为意义永恒的再生产的动力。

接着，人们追求意义和对抗孤独的核心手段就是通过他者构建主体性叙事。 萨特“他人即地狱”并不是说人与人之间物理上的对抗或者勾心斗角，而是主体性叙事的冲突。依靠他者构建的叙事同样需要他者的认同，而对于他者的认同正意味着该主体的“叙事失败”和对他者叙事的臣服，这种主体性对抗才是他人成为地狱的原因。当个体意识到自我本质是“为他存在”，比较与竞争便成为定义自身价值的唯一通道。 正如自由能原理所述，符号化可以帮助大脑运作更为高效，因此主体性叙事非常容易走向符号化，或者这种叙事本身就是一种符号。符号化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意义模板的存在。唯有模板这种扁平化、同质化的事物才可以被比较——人们不得不将自我意义锚定于可被比较的指标，这些意义模板成为存在合法性的代偿。

这时，社会系统通过制造可量化的意义模板（如优绩主义定义下的"优秀学生"）即可实现控制个体。 如今影响最为深远的社会系统就是消费社会。消费社会指代一种以符号消费为主导的新型社会形态，在这里存在的并非简单的物质过剩，而是商品被彻底符号化：洗碗机不仅是清洁工具，更是中产生活的身份标识。当奢侈品的价格百倍于同等质量的无标产品时，我们购买的实质是品牌构建的"社会地位编码"。这种符号价值体系形成新的社会等级制度，人们通过消费差异确立身份坐标，即确立“自我”。由此，传统需求理论在此瓦解。广告工业像精密仪器般制造欲望，将人的本能转化为可量产的消费冲动。化妆品广告不再强调护肤功效，转而贩卖"自我宠爱"的生活哲学；汽车宣传弱化代步功能，着力渲染"自由驰骋的人生境界：消费社会需要持续生产"伪需求"来维持系统运转。大众媒体实现欲望制造的方式即构建了比现实更真实的“超真实”，如社交媒体上网红展示的"完美生活"、电商平台的"买家秀，共同编织出消费主义的乌托邦。于是，人们追逐的不再是商品本身，而是媒体制造的幻象。这种符号的自我指涉形成封闭体系，正如鲍德里亚所言："我们消费的是被消费的意象"。

人们越依赖消费符号定义自我，系统就越能通过算法精准投放人们理想中的意义模板，进一步强化模板的权威性。自由能原理在此扭曲为认知剥削工具——大脑为降低预测成本，主动内化消费主义生成模型，将“购买某物=成为某人”的荒谬等式视为认知捷径：我消费什么，我就是什么。更进一步地，社会关系也同样被商品化。消费逻辑渗透到人际关系的每个毛孔，如同社交媒体点赞数成为社交资本，知识付费将学习异化为商品交易，甚至婚恋也演变为"情感消费"，此类"符号表演"取代了真实的社会互动。

就此，个体的主体性叙事需求被异化为无限膨胀的欲望，进而，个体将人生重构为一场新自由主义史诗。信用制度将未来时间资本化，自我剥削被美化为“逆袭必经之路”，考研是上岸，996是修行，买房是求个安稳；我们自愿延长工作时间、透支健康或情感关系，沦为自身欲望的奴隶，将自身视为“人力资本”，通过健身、学习、社交等行为进行“自我投资”，以提升在符号市场中的交换价值。人们不断为了自己的欲望而进行压榨自己，同时他们的劳动所得又一直在满足他们欲望的消费行为中被资本生产的各环节剥削剩余价值，这就形成了个体的自我剥削。**消费社会所做的一切，都只有两个目的：1. 竭尽全力防止个体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不断消费和偿还贷款；2. 通过利用人性本能，诱导个体生发无穷无尽的欲望，将其作为他们的生产动能，使其“自由地”主动选择被剥削。就此，拉康的“大他者”化身为财务自由、阶层跨越等空能指，永远悬置在叙事终点，驱动主体成为永不停歇的西西弗斯。这种控制比传统剥削更隐蔽——"我们快乐地消费着自己的异化"。

所以，优绩主义就是现代社会众多意义模板之一，它一方面在人们学生时代用所谓标准的“优秀”驱动个体不断陷入焦虑，主动进行自我剥削，另一方面通过与社会分配接轨，实现与消费社会定义的意义模板相契合（例如高学历意味着高薪资），彻底形成笼罩在现代人身上的牢笼。本研究不去深究消费社会如何通过控制意义模板达成对个体的控制，下面我们将详细阐述优绩主义作为消费社会的一个分支，究竟是如何通过一系列制度手段对玩家（个体）施加心理和行动上的深刻影响的。事实上，优绩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与消费社会是同构的，同样具有同质化、符号编码和意识形态驯化的作用机制。

2. 面对残酷的修罗场：优绩游戏规则及其关键特点

优绩主义通过一套大学中实际的宏观制度实现自己对大学生的支配，也正是这些制度同上述的负面情绪循环息息相关。这些制度就是优绩主义游戏的规则，学生必须遵循，是权力的象征。

1. 前提：同质化与符号价值编码

优绩主义驱动学生形成焦虑的核心是促成积极比较，而比较的前提往往是实现同质化。正如以物易物不可能诞生如今庞大的金融体系，只有出现货币这种统一、同质的事物才能实现大规模交换。所以想要实现系统控制，优绩主义需要利用某种制度对学生进行同质化处理，这就是众多标准化考试的起源，数字往往是最容易比较的事物。如同消费社会，想要对系统内个体实现某种控制，除了同质化还要掌握对符号的编码权，或者说对价值的定义权，即定义“谁比谁更高更优秀”的权力。所以优绩主义需要完成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对同质化后的学生进行符号编码，去定义哪些学生比另外一些学生更有潜力，更优秀，甚至于“质量更高”。对于大学来说，同质化和符号编码相对应的制度，就是其算法评分制度，其遵循的原则是教育泰勒主义。

现代大学里，算法评分系统是一系列的以绩点与学分为核心的教育资源分配制度，绩点和学分制度构成了学生学业评价的核心框架。 学分代表课程的学习量，与课时挂钩，而绩点则反映学习质量，按成绩区间划分。而你这一学期所得的平均学分绩点，也就是GPA（课程成绩以学分为权重的加权平均数）则会直接影响评优、保研等关键机会。值得注意的是，补考通常仅能获得及格线对应的绩点，而重修则有机会刷新成绩，因此学生往往需要权衡时间成本与分数提升空间。绩点的获取依赖于课程评价，课程评分方式多样，既有以期末考试为主的传统模式，也有结合课堂报告、小组作业、实验成果的综合性评估。例如，些课程可能期末期中考试占70%，而小组项目占20%，课堂表现占10%。这种多元评价最初旨在考察不同维度的能力，但同时也带来了挑战。比如小组作业中可能出现分工不均的问题，或是课堂报告因教师主观偏好而影响公平性。

这些评分制度形成了一个映射，将学生主体和一个个数字（分数）精确对应起来，这就是同质化的过程。

对于符号价值编码，无非是对优绩主义青睐的主体给予一定奖励，即在教育资源分配层面给予优先考量。 最直观的一点就是物质奖励——奖学金评选通常以GPA为硬性门槛，结合综合素质展开。学业奖学金一般按年级排名划分等级，而国家奖学金则要求更严苛，往往需要顶尖的学术成绩加上科研成果或竞赛奖项。此外，各类专项奖学金可能侧重特定领域，如科技创新或社会服务。荣誉计划的选拔同样竞争激烈，通常面向成绩优异且具备科研潜力或领导才能的学生，提供专属资源的同时也伴随着较高的考核压力，例如用较高的成绩门槛加上答辩的形式选拔。除此之外，保送攻读研究生学位名额（保研）也同样以GPA为硬性指标，排名靠后的学生无法获得保研名额，如无就业规划，则需要面临毕业后巨大的升学压力。因此，尽管大部分学生并非从一开始就规划好了整个大学生活，但是为了有一定的选择权，他们不得不将精力放在刷高绩点的行为上；而成绩比较毫无疑问是一种零和博弈，存量竞争，这几乎必然地催生出严重的内卷现象，也相应地加剧学生的焦虑情绪。

"虽然转专业虽然说是转出无限制，但转入的时候还是会比较看重你的绩点。对于大学的生涯规划，其实自己也没有太多了解，现在的第一想法就是尽可能争取保研，选到一个比较好的方向或者导师。但保研也是看绩点或者排名之类的，所以目标设定主要还是放在成绩或者排名上。“

"我觉得都会在中学的话，我会默默的数一下，有几个同学被叫去了，那下次我就会想说我能不能考的比其中一些同学好；在大学的话因为经常会有教务老师告诉我们，说百分之多少同学才可以被保研，或者其他什么资格。在这些东西的驱动之下我会给自己立一个最低的目标，或者是在我的成绩没有进入这个范围之内的时候感觉到好像毁了的感觉。"

这种以算法评分系统为核心的教育管理方式，表面上提升了“效率”和“公平”，实则构建了一种“新型教育泰勒主义”——将学生的学习行为拆解为标准化、可量化的生产单元，以提升劳动生产率为最高准则。 它强调效率至上，人性退场：如果两种教育模式，一种能在100个人中培养出10个创新者，另一种能把100个人全部培养成合格的螺丝钉，那么教育泰勒主义无疑会选择后者。20世纪初，管理学家弗雷德里克·泰勒提出“科学管理理论”，将工人劳动拆解为标准化动作，以最大化生产效率。如今，这一逻辑被迁移至教育领域。

“那有了经验之后，在后面这几年的学习过程中，我可能就比较鸡贼了一些，会更加关注老师在课上所说的那些有意无意的暗示，比如哪些是重点会考的，如果考的话可能会怎么考。在这种过程中，虽然我的成绩有了比较明显的提升，但是我觉得这个和大学教书育人的初衷实际上是有一点违背的，是陷入了这种优绩主义的怪圈，把学习转变成了对于这个绩点和成绩的这样一种权力的追逐。”

其中，绩点与综测是将教育一步步推向这种境地的关键推手。

绩点（GPA）原本是衡量学术水平的工具，如今成为学生博弈的对象。选课策略从“我想学什么”变成“哪门课容易拿高分；综测制度将志愿活动、学生工作等纳入评分，本意是鼓励全面发展，却异化为“刷分游戏”——学生参与公益活动不再出于热情，而是为了综测加分——任何志愿活动的前提是要留痕：学生一定要让别人知道我做了什么并且需要对这些事情大加修饰以提升其含金量。这就使得在大学教育体系中，绩点与学分制度的设计违背了其客观衡量学生的学习成果的初衷，在现实里逐渐演变为一场残酷的“内卷”竞赛：首先，学习行为被量化，课堂表现=“到课率+互动分”，学术能力=“论文引用数+考试成绩”，综合素质=“志愿时长+社团职务”，这些细分指标无限地耗费学生精力，引导愈发严重的内卷行为；其次，评价标准趋同，不同学科、兴趣、能力的学生被同一套算法衡量，个性化成长让位于“得分最优解”。大学的评价制度看似多样，但一切都建立在足够的成绩之上；而成绩又是以专业内几十或几百个学生为单位的零和博弈的结果，这导致了学生的学习竞争可以以内卷的形式被无限加剧，教育资源的分配就此沦为“文明、没有硝烟的战争”。 学习落后的同学被掠夺，学习好的同学通过荣誉计划、项目选拔占据了更优质的资源，于是乘风而上，形成马太效应：强者愈强，弱者愈弱。一位受访者如是说：

“我们都知道他这种优绩主义可能就是利好最前面的部分同学，给他们一些资源的倾斜，但是对于比较落后或者垫底的同学，它没有一种保护或者保底的机制，这就可能加剧他们的生活或者学习上的压力。”

2. 关键：区隔、全景监狱与资源分配

至此，优绩主义完成了同质化和符号价值编码的规则构建，然而这种编码还需要具备一个关键特征，那就是对已经选拔出来的“优秀者”再次分层——无论整体表现多么出色，总有部分学生被迫成为“亟待改进”的那一批。这种人为划定优秀比例的做法，本质上是一种“强制性分层”，它迫使一群本就优秀的学生继续在狭窄的赛道上互相碾压。

具体来讲，即便全班平均分达到85分，教师仍可能被要求将优秀率（90分以上）控制在15%以内。这意味着，许多本应获得A的学生只能拿到B+，而他们的差距可能仅在一两分之间。更讽刺的是，这种“卡优秀率”的操作往往与课程实际难度脱节——有些课程整体表现优异，却因硬性比例限制，导致学生不得不陷入无意义的细节竞争，甚至催生“刷分”“策略性选课”等功利行为。而这种现象的出现完全不能归咎于学生的“投机取巧”——当不选择“投机取巧”和“本末倒置”，则意味着绝对的落后，或者要付出比别人数倍的努力才能拿到同样的符号成果。这种环境下，学生随大流才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是规避风险、无可奈何的选择。

这种操作是优绩主义进行符号编码的核心特征之一，本质是在不断塑造“区隔”，在系统的任何一个角落中都存在这样的区隔。 我们将这种编码策略归结为如下的“金字塔分形结构”：最大的三角形代表整个系统，越靠近三角形的上顶点则意味着个体越被优绩主义所青睐，能够获得更多的教育资源；大三角形内包含无数个小三角形，这就是个体所处的区域，被编码的位置；每个小三角形都可以被无限划分成与大三角形几乎完全相似的结构，形成一组自相似的复杂图形，即分形结构。所以这是一个高度同质化的系统，系统内每个角落的景象都是相同的。

例如，如果整个三角形代指中国所有大学，那么金字塔尖的大学就是清华北大；而清北本身也构成一个小三角形，其中在成绩、科研、学生工作等领域，则又分化出新的更小一些的三角形，塔尖的是成绩最好的学生、科研成果最优秀的学生、组织经历最丰富卓越的学生...就这样无限划分，甚至在某门课程的三角形内，还有发言最积极的学生、课堂作业最完善的学生、PPT最美观的学生...

到这里，我们几乎可以回答最开始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各个大学各个成绩层次的学生都会受到优绩主义的影响？ 这就是因为优绩主义首先通过算法评分系统，将学生一一降维，映射成一组组数字，然后把这些数字通过区隔的金字塔分形结构一一编码，使得在任何一个位置的学生都面临无穷无尽的比较和无处不在的竞争，形成严重的数据焦虑。这种制度的荒谬之处在于，它假设“优秀”必须是稀缺资源。 然而，教育的本质应当是鼓励成长，而非如此畸形地制造人为的稀缺性。当一群经过重重筛选的佼佼者被迫在微小的差异中决出胜负时，所谓的“评价”早已偏离了衡量真实能力的初衷，反而异化为一种零和博弈。学生们的大部分焦虑并非源于懈怠，而是源于制度对“平庸”的强行定义——即使你再努力，也注定有一部分人要被贴上“不够好”的标签。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结构是动态的，其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被无限放大、无限分割，因此有时优绩主义可以“按需”调整分割的密度，也就是调整学生为了拿到同一资源配额所需付出的努力的程度，这种操作在宏观上体现为“符号通货膨胀”，其目的是维持符号的稀缺性，创造出个体无限的“成长空间”。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文凭通胀，即学历贬值；和指标通胀，即不断创造新的更高的指标，使得个体陷入永无止境的符号追逐，不断被排行榜焦虑所困扰，无法停下。

**除了这种制度结构的大行其道，学生普遍性焦虑同样离不开全景数据监狱的诞生与完善。

教育泰勒主义既然要求对学生进行全方面的数据评估，就要保证这种评估的全面性和彻底性。因此，算法评分系统务必要具备“全景监狱”的性质。“全景监狱”理论由哲学家福柯提出，它描述了一种通过持续监控规训个体的社会结构。而在算法评分系统中，这一理论升级为“全景数据监狱”，主要特征有以下两点：第一，全阶段记录，从课堂签到到作业提交，从图书馆借阅记录到运动打卡，从大学一年级知道毕业的所有成绩，学生的所有学习行为被数字化存档；第二，可计算性，算法通过分析数据轨迹，预测并干预学生的“发展潜力”，如低绩点学生被标记为“风险群体”，限制其保研或出国机会。

在全景数字监狱中产生了这些数据之后，这些数据就会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规训学生。一方面，它引发学生的自我审查，学生知道行为会被评分，因而主动迎合算法偏好——例如，为了“志愿服务分”参加不感兴趣的活动和讲座，耽误不必要的时间精力；另一方面，它引导隐性歧视，算法可能强化偏见，导致资源分配不公。而深陷其中的学生群体，又因为权力的不对称无法质疑算法逻辑，只能被动适应规则。 更进一步地，由于此种数据主义的粗暴性，学生不得不陷入如履薄冰的境况，因为当自己的一切学习结果都被系统监控，那么任何“失误”都会变成“污点”被记录下来。

“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很多时候大家会感觉有点如履薄冰，因为在大一的时候学这些数学课，都会担心一失足成千古恨。一个失误，直接把你后面三四年的可能性全部毁掉，所以这可能是我认为大家普遍焦虑的一种原因...”

系统通过区隔无限放大成绩的影响力，而成绩的评判过程又在全景监狱的作用的如此残酷、纷繁复杂，最终导致了系统性危机，也是教育泰勒主义的代价。 算法评分系统粗暴地将学生同质化，并粗暴地把这些拥有独立人格的主体“分门别类”，残忍地划分高低贵贱，这样的机制正是导致如今大学生陷入普遍性焦虑的罪魁祸首；而这仅仅导致了焦虑的普遍性，真正让这种焦虑不断加深乃至失控的，则是算法评分系统对于符号编码的无节制和粗暴，具体特征则是其不断划分“区隔”和塑造“全景监狱”。

当然，与初高中学生不同，大学生半只脚已经迈入社会。如果单纯是成绩层面的比较，不论优绩制度如何操作，都很难让他们真正心甘情愿参与这个旷日持久的优绩主义战争；因此，当今大学优绩制度的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即是将自身符号编码的结构与社会的生产资料分配紧密嵌合。

学生可以选择完全不接受大学提供的任何制度评价机制，但是这也恰恰意味着当他们迈入社会，也会面临巨大的难以被社会认可的风险；如此一来，任何在优绩上的成功也都被映射到薪资、社会地位上面。所以在一个完全贯彻优绩主义的大学制度中，社会竞争一定会被提前至大学阶段，学习行为进而被升华为争取生产资料的过程；相应地，在优绩主义场域下的落后也被延申至在社会上的失败，从而是薪资、社会地位上的全方面落后，对于大学生来说，这甚至意味着往后人生主动权的消解、对于家庭责任的无力承担和任何人生理想的破灭。

优绩评价体系与社会分配之间的关系是动态且复杂的，二者相互塑造、相互制约，形成一种双向反馈机制。

首先，由于大学优绩制度的显著马太效应，越优秀的学生获得越多的教育资源，那他们就更容易获得更扎实的专业能力、知识素养和社会视野，这样的学生天然会被企业、科研机构所青睐；更遑论在优绩制度中的某些指标例如论文质量和数量、学生工作经历、专业竞赛等，与企业和科研机构的需求是一致的，因而这些优秀得以延续，被社会资源分配所承认，这就是优绩评价体系对社会分配的直接作用；其次，当进行社会分配的主体发掘在某些大学的某些学生群体中，他们能获得更多的高质量人才，进而他们会向这些学生抛出更多橄榄枝，甚至倾斜更多资源，如“校企联合培养”、举办相关竞赛活动及硬件支持等行动，这就使得本就处于优势地位的教育机构或者学生群体获得更大优势，其评价体系可以通过自我改善使其更容易迎合产业界、学界的需求，最终获得更多的社会分配，这就是社会分配对于优绩评价体系的反作用。

当以上正反馈机制持续作用，就会形成教育机构和学生群体的“阶层分化”，这就是为什么即使许多企业招揽人才的第一需求明明是足够的业务能力，但是他们依然愿意用“清北、华五、C9、985、211、双一流、双非”等符号化指标粗暴地划分潜在就业学生，因为这种划分大概率是有效的，因而是最省时省力的。（更何况目前就业市场在不断向存量竞争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一种典型的人力资本泰勒主义，即一切的一切都服务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只要学生发足够多的论文、经历足够多的项目、拿到足够多的竞赛奖项，那他们大概率就是合格的“螺丝钉”。当教育的目标从“培养完整的人”变为“生产标准化人才”，学生不再是主体，更像是“教育工业流水线上的产品”。

问题发生在当这种固化的符号崇拜逐渐成型，学生就会在成长过程中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们不断地担心自己是否能在社会分配时拥有足够多的符号筹码来提高自己的身价。 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竭尽全力提高自己的能力，以在大学阶段争取到尽可能多的符号价值——而这就要求他们必须对极其重视自己的GPA、综测等算法评分系统中的死指标，才能在遍布“区隔”的“全景数字监狱”中获得自己的一席之地，而后战战兢兢地在毕业之际获得属于自己的一份社会分配。这其中，除了绝对的天才，大多数学生难免会产生焦虑，进而产生由于这种普遍性焦虑生发出的一系列负面情绪循环。更加令人遗憾的是，这种焦虑并不会在他们获得社会分配后结束，而是将伴随他们的整个职业生涯，因为在那里，或许优绩主义会更加残酷，或者这本就是大学优绩主义的下一个阶段，如科研界各种“长江学者、杰青”等称号和“非升即走”的恐怖压力，和大厂职称阶层分明的等级制度。这一切都如同一眼望不到头的险峻山峦等待学生去攀爬，如此可怖的客观现实带给人的绝望和本能生发的希望不断交织，最终以不同程度的焦虑残存在每个大学生心中，久久不会消失。

3. 迷失在无法回头的森林：意识形态驯化

算法评分系统构建了优绩主义游戏的基本组件，其关键特点包括具有分形结构的区隔塑造、全景监狱以及与社会资源分配强关联。这样，优绩主义游戏中的玩家就会拥有近乎无限的驱动力，让自己再无限的金字塔中不断向上爬，一次次地用努力和汗水把更多的人”踩在脚下“，同时在物质和精神上获得满足，其满足感的阈值也随之不断上升。

但至此，优绩主义游戏的稳定性仍面临威胁——如果玩家厌倦了无穷无尽的比较，同时对物质生活没有过多的追求，那么这种对优绩主义游戏的厌恶和排斥非常有可能抵消掉他们本能的欲望和“叙事本能”。正如资本主义的本质目的是为了压榨劳动阶级，但是无节制的压榨会导致劳动阶级无法消费，造成严重的“生产过剩”，资本市场因此瘫痪，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优绩主义的基本矛盾正是：主体为了构建自我意义，满足自己的叙事本能，愿意在优绩主义框架下进行生存、竞争；但是优绩主义为了让他们欲望的沟壑永远不被填满，它选择通过塑造区隔让主体陷入无止境无意义的竞争，当主体在某个节点获得的挫败感远远大于价值感，宁愿完全臣服于虚无，不再寻求意义建构也不愿意遭受更多的痛苦，这个游戏也就陷入了危机。

为了防范这一点，优绩主义游戏需要对玩家进行一系列隐性的意识形态驯化，最大程度上把他们的所思所想禁锢在优绩主义划定的囚笼中，使他们的视域越来越狭隘、逼仄，直到他们坚信：一切问题从这里诞生，一切问题也必须用这里的工具解决。

1.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正如从古至今一切政权对其民众所做的，优绩主义利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进行意识形态驯化。在路易·阿尔都塞的经典文本《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他提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一概念，旨在深刻揭示阶级统治得以维系的复杂机制。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侧重于镇压性国家机器，即军队、警察、监狱、法庭等通过暴力和强制手段来确保统治的机构。然而，仅仅依靠镇压并不能完全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持续再生产；阶级统治的稳固更依赖于意识形态的运作。意识形态并非仅仅是头脑中的观念，而是通过具体的实践、仪式和机构来塑造主体。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正是服务于这一目的的多元化机构，它们以非暴力、隐蔽的方式，通过灌输和规训，使个体“自愿地”接受并内化现存的社会秩序和价值体系。 “国家机器的功能是依靠暴力进行镇压（通过物理强制或至少是物理强制的可能性来实施），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是依靠意识形态进行运作。”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具体形态十分多元，包括教育、法律、家庭、道德、政体、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多个切面。阿尔都塞特别强调教育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主导地位，认为学校是儿童和青少年被强制灌输“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主要场所，通过课程设置、纪律规训以及日常实践，培养出符合现有生产关系所需的劳动力和顺从的公民。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运作的核心在于“召唤” 意识形态通过“召唤”将个体“询唤”为主体。 这种召唤是一种“双重镜子结构”：意识形态召唤个体，同时个体也必须承认自己被召唤，从而进入意识形态所设定的主体位置。“我将用以下命题来概括意识形态的本质：意识形态是在一般情况下‘召唤’个体成为主体的存在。“通过这种召唤，个体在无意识中接受了社会既定的身份、角色和行为规范，从而使得社会生产关系（特别是剥削关系）得以不断地再生产。 换言之，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功能并非直接的生产活动，而是再生产劳动力及其劳动条件，以及更关键的——生产关系本身。这种再生产不仅包括物质条件的再生产，更包括意识形态层面的再生产，确保被统治者对现有秩序的认同和服从。回到优绩主义的语境，这里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最高目标正是召唤学生，将其询唤成“玩家主体”，让他们不知不觉卷入优绩主义游戏并对其各种规则产生认同。当他们在这个游戏体系中受挫，也只会在游戏内寻求解决方式。

那么优绩主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具体形态又有哪些？我们将其概括为四种形态：教育残障化、希望政治学、恐惧经济学和景观剧场。它们具有相同的根本目的——将主体的理智资源消耗在优绩主义这个体系本身之外的事情上，在主体的视域前树起一道森森的屏障，尽一切可能让它们认同优绩主义诸原则并不寻求在体系之外解决问题。

2. 教育残障化

“教育残障化”的核心，在于教育体系本身可能存在的、排斥多元认知与发展的结构性障碍。 其狭义指涉，是特定群体（尤其是残障及弱势学生）在公平获取资源、参与学习、实现潜能方面可能面临系统性地阻碍的现象。这种障碍通常是由物理环境、单一教学、僵化评估以及社会文化偏见诱导的。在优绩主义影响显著的当代教育环境中，这种“残障化”更常表现为一种强大的“符号暴力”机制，即标准化测试及其衍生的评价体系，往往成为规训思维、排斥异质、固化不平等的核心工具，主流群体的含义嬗变为符合优绩主义期望的那部分人，而标准化测试把“不优秀”残障化，它将所有脱离优绩主义语境的事物视为异端，用成体系的驯化抹杀人们对于符号编码之外的事物的一切想象。

• 唯一的正确答案及其后果

首先，优绩主义所必需的标准化测试本身常常以唯一的给定的正确答案为核心，将知识窄化为 公式、术语、固定解题步骤的机械拼凑。学生若偏离既定路径，譬如在历史考试中，只能遵循教材中给出的对历史事件的评价来解读，而否认学生更多元的自我生发的对历史事件的阐述，将其视为离经叛道。同样的，高中化学考试中，真正合成的机理通常被标准化测试有意忽视，转而追求所谓高中知识体系内的有机原理。甚至这种物质是否真实存在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其所指涉和考察的知识。若是考生真正严谨地去考据其真实性以推断，则离所谓正答南辕北辙。标准化测试的答题将思维多样性视为错误，迫使个体压抑直觉或创造性尝试，转而遵循机械化的符号操作流程。标准化测试的时间限制进一步磨灭了深入理解与解读的无限可能性。发散的，非常规的思维需要探索与试错，但效率导向的评估将耗时而精细的路径视为能力的不足。例如阅读中开放性的理解，会因不匹配出题者意图而被判低分，导致学生在重复中逐渐放弃深度思考，转向纯粹的猜题技巧的训练。

在标准化测试结束之后，其影响被评分体系的编码所继承。评价体系将知识压缩为可量化、可比较的符号，通过分数、等级等标定能力，而完全忽视不能被数字或字母涵盖的非符号化的认知形式，其不承认符号编码之外的事物的排他性通常抹杀了对这部分认知的开发与认可。学习逐渐有演变为符号游戏的趋势。

• 社交环境、社会结构作为残障化的再生产空间

标准化测试在社交环境中更广泛且更深入地加强其影响。学校是一个封闭的环境，其内部的往来的影响能很容易被回声，被放大。同时，相同环境中的相似情境的重复使其影响更为深远。非常规思维者易被贴上不守规则、脱离常规、理解力差等标签，遭遇教师批评、同伴排斥或被剥夺升学机会。在优绩至上的环境中，被贴这些标签可能意味着个人在群体中的低话语权，低地位和低价值。这种惩罚机制进一步内化为学生的自我审查。为避免风险，他们主动压抑非常规思维，甚至将创造性视为危险与错误。长此以往的固定情景的循环往复之中，符号系统外的想象被视为“无用之物”，个体认知或许就被禁锢在编码框架内。

在社会结构层面，教育残障化还表现为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城市学校与农村学校、顶尖学校与普通学校在师资力量、教学设施等方面存在显著差距。前者通常拥有先进的实验室、丰富的图书资源和高水平教师，而后者可能缺乏基本实验设备，面临教师数量不足且专业素养参差不齐的问题。这种资源鸿沟可能导致部分学生在知识获取和能力提升上处于不利地位，在教育的起点上就面临不平等的竞争环境，这间接导致了这些学生群体在优绩主义中的弱势地位。

综上所述，标准化测试及其支撑的优绩主义评价体系是塑造教育残障化的重要机制。 它通过预设唯一答案、实施符号暴力、强化社会排斥，可能系统性地窄化知识、规训思维、惩罚异质，最终将丰富的认知可能性囚禁于僵化的符号编码牢笼之中。这种机制不仅可能剥夺了特定群体的发展机会，也可能在更深层次上异化了教育的本质——从启迪心智、激发潜能，转向侧重筛选与规训，从而可能造成一种普遍性的认知局限。

诚然，我们断然不能否认标准化考试在特定情境下的积极影响。其为教育体系提供了一种相对客观、可量化、易操作的评价基准，尤其在教育资源有限、需大规模筛选人才时，能保证一定层面上最大程度的公平性。例如在研究生考试、国家公务员考试等大型考试中，标准化笔试确保了众多考生在统一标准下竞争，避免了因人为因素干扰导致的资源分配不公。教育残障化现象的出现，也可能部分源于教育体系在追求效率和质量提升过程中，面对有限资源和社会对人才的标准化需求所采取的策略。这种策略试图通过相对统一的模式来培养和选拔人才以满足基本需求。这种现象也促使社会不断反思和改进教育制度，推动教育改革向更加公平、多元、包容的方向发展，以期使教育更好地适应社会变迁和个体差异。

3. 希望政治学

在信息茧房与算法交织的数字时代，一种精心调制的“希望政治学”正悄然塑造着我们对成功的认知与想象。 我们看到无声的“大多数”与喧嚣的“成功学”在优绩主义的舞台上共舞；其核心策略之一，便是通过高频推送极端成功案例，巧妙地制造“幸存者偏差”的幻觉。当每日数以千计的“二本逆袭清北”、“寒门贵子功成名就”的短视频如潮水般涌现，它们以其戏剧性的叙事和强烈的励志色彩，迅速占领大众的注意力高地。然而，在这片由聚光灯照亮的舞台之外，是更广阔的、占据了百分之九十九的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努力、挣扎、平凡甚至失败，在“唯成功论英雄”的喧嚣中被系统性地遮蔽与遗忘。这种选择性的呈现，不仅扭曲了现实的概率分布，更在深层次上维护和强化了优绩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 “幸存者偏差”：从统计学谬误发展到社会心理现象

“幸存者偏差”（Survivor Bias）本是一个统计学概念，指的是在分析数据时，我们往往只关注那些在某一过程中“幸存”下来的个体或案例，而忽略了那些未能“幸存”的，从而得出偏颇结论的认知谬误。如同二战中，联军仅凭返航战机上的弹孔分布来决定加固部位，却忽略了那些被击中要害、未能返航的战机，其真实的薄弱环节恰恰是那些“幸存者”身上弹孔稀疏的地方。

在当代社会，尤其是在教育与职业发展的语境下，这一偏差被“希望政治学”运用到了极致。大众媒体，特别是短视频、社交平台等新兴媒介，成为了这一偏差的超级放大器。它们热衷于捕捉和传播那些“从尘埃里开出花”的逆袭故事，用“一路生花”的叙事语境神话个别现象：出身平凡者通过不懈奋斗，考入顶尖学府，继而跻身社会精英阶层。这些故事如同精心编排的剧本，每一个情节都充满了戏剧张力与情感共鸣，它们迎合了人们对改变命运的渴望，满足了社会对“努力即有回报”这一朴素信念的期待。正如我们访谈中的小张同学所言，即便身处竞争激烈的上海交大，其特殊的教育经历——从普通中学考入全省招生的重点学校，再经历报录比极大的插班生考试——本身就带有一种“逆袭”的色彩，这种经历无疑会强化个体对“努力改变命运”的信念，并可能使其对类似的成功叙事更为敏感和认同。

然而，这些被推至前台的“幸存者”，其数量与整个庞大的参与者基数相比，不过是沧海一粟。他们是金字塔尖上闪耀的明珠，却被错误地呈现为金字塔的普遍形态。这种呈现方式，使得普通人，尤其是尚在求学阶段的年轻人，极易陷入一种认知误区：似乎只要复制“幸存者”的路径——极致的努力、特定的方法、乃至某种“顿悟”——就能大概率复刻他们的成功。现实却是，通往塔尖的道路拥挤异常，充满了不确定性，且深受个体出身、资源禀赋、社会结构乃至纯粹运气等多种“非努力”因素的影响。

• 数字算法成为共谋

更进一步地，算法亦是希望政治学的共谋。有人说，一天能被推送“200次‘三本逆袭清北’短视频”，这一近乎夸张的描述，精准地捕捉到了当前数字媒介生态的特征。算法，作为信息分发的核心机制，已经成为制造“幸存者偏差”幻觉的强大共谋者。首先，算法的推荐机制具有天然的“正反馈”效应。用户一旦对某个“逆袭”视频表现出兴趣，如点赞、评论、完播等，算法便会推送更多同类内容，迅速将用户包裹在“成功可复制”的信息茧房之中。这种机制下，少数的成功案例被无限放大，而普遍的平凡与失败则被边缘化，甚至从用户的视野中彻底消失。久而久之，个体对成功概率的感知会严重失真，仿佛逆袭才是常态，平凡反而显得“不正常”。

其次，这些“逆袭”叙事往往被简化和符号化，以适应短视频快节奏、碎片化的传播特性。复杂的奋斗历程被浓缩为几个激动人心的瞬间，结构性的障碍被轻描淡写，个体的主观努力则被无限拔高。视频中的主人公，往往被塑造成意志坚定、方法得当、心无旁骛的“完美奋斗者”形象。这种高度提纯的叙事，更容易激发观众的代入感和模仿欲，却也剥离了现实的复杂性与残酷性。人们看到的，是“术”的层面——学习方法、时间管理、心态调整；而忽略了“道”的层面——教育资源的不均、社会流动的壁垒、以及个体天赋与机遇的差异。

再者，流量逻辑驱动下的内容生产，使得“逆袭”故事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产品”。MCN机构、自媒体创作者，乃至部分教育机构，都有动机去挖掘、包装、甚至编造此类故事，以获取点击率、粉丝量和商业回报。于是，一个围绕“希望”的产业链悄然形成，它源源不断地生产着“精神鸦片”，让受众在一次次的“感动”与“激励”中，模糊了梦想与幻想的边界。正如黑格尔所言：“熟知并非真知”，我们对这些故事的“熟知”，并不等同于对现实的“真知”。

• 百分之九十九的沉默及其代价

如果说“幸存者”的喧嚣构成了“希望政治学”的亮面，那么百分之九十九未能“逆袭”的大多数的沉默，则是其不为人知的暗面。这片广阔的沉默地带，承载着被优绩主义筛选机制所“淘汰”或“边缘化”的个体的真实处境与情感。

他们的沉默，首先源于一种“成王败寇”的社会文化压力。在一个高度推崇成功，尤其是“逆袭式”成功的社会里，平凡、停滞甚至失败，往往被视为一种羞耻。许多人即便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若未能达到预期的“成功”标准，也倾向于选择沉默，不愿将自己的“不成功”暴露于众。这种沉默，使得社会对奋斗的真实成本和失败的普遍性缺乏清醒认知。

其次，他们的沉默，也是优绩主义意识形态内化的结果。当个体将外部的评价标准，如成绩、绩点、排名、offer等等内化为自我价值的唯一标尺时，一旦未能达标，便容易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与否定。我们的访谈对象小张同学在访谈中提到，从相对较差的中学考到外地的重点学校，以及大学插班生的经历，这些经历本身就是优绩主义筛选的产物。而当她进一步阐述对优绩主义的理解时，她提到“不仅仅是说我们对于学生阶段的这种学业成绩，还有可能之后到了工作岗位上的绩效”，并以韩国电影《下一个素熙》为例，说明社会以业绩等表面东西衡量个人价值。这种认知，若导向“评价你这个人的品德，就是你这个人值不值得交往”，便会让人觉得大家“不利于去了解一个人”。在这样的压力下，人们会“非常在意别人的评价、别人怎么看你”，从而“自己会活得特别累”。这种对外部评价的过度敏感（如我们的受访人小许同学），以及对“比不过别人也很正常”这一事实的难以释怀或释怀后的躺平摆烂（如我们的受访人小李同学），正是优绩主义焦虑的体现。当“大多数”都处于这种焦虑状态，却又缺乏有效的疏导渠道时，沉默便成了一种无奈的自我保护。

这种沉默的代价是巨大的——个体层面普遍的焦虑感、习得性无助、以及对自身价值的持续贬低，社会层面对结构性不公的视而不见，“沉默的大多数”所承受的心理重负成为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正如鲁迅所言：“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百分之九十九的沉默，是社会机体发出的低烧信号，若长期被忽视，其积累的负面能量不容小觑。

就这样，在希望政治学的场域中，符号再生产随处可见。对于优绩主义符号系统中的获胜者，优绩主义本身蕴含了马太效应倾向，这使得胜者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积累更大的优势，承载更多的希望借助流量与优绩主义“普世价值”的东风持续在公共领域闪耀；而对于败者，则通过促使其陷入“焦虑-拟态-制度强化-焦虑再生产”的循环。希望在这个过程中充当了“符号镇痛剂”，当人们陷入意义缺失的囹圄，他们则由于思维惰性和集体无意识，趋向选择大部分人认同的“希望”作为自己暂时性且看似绝对正确的目标，例如考研、考公，而不是思考更深层次的解决方式，这就是一种“拟态”现象。如此，所有个体都将被吸纳到符号再生产的过程中。

打破造成优绩主义的“幸存者偏差”，需要更多“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站出来，讲述大多数人的经历。但我们看到——访谈中小李在谈及大学两次转专业、将用七年完成本科学习的经历时，她表示“我其实不太想讲转专业的经历，但大学以前的可以讲”，但“反优绩主义需要代价，跳出常规路径是要经受别人的眼光和质问的”。这种顾虑，恰恰反映了讲述“非主流”或“挣扎”故事的压力。当小李表示“我不太想讲转专业的故事”，我们更应思考，是什么让坦诚的分享变得如此困难。

真正的希望，不应是海市蜃楼般的迷醉，而应是脚踏实地的耕耘，是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 爱生活的勇气。唯有正视那百分之九十九的沉默，理解他们的处境，倾听他们的声音，我们才能戳破优绩主义的希望泡沫，构建一个更真实、更公正、少焦虑、也更富韧性的社会。

4. 恐惧经济学

“恐惧经济学”（Economy of Fear）概念最早源于保罗·克鲁格曼的经济学分析，最初指经济危机情景下人们对未来不确定性产生的决策恐慌与消费畸变行为。随着当代社会对风险与不确定性的高度敏感，该概念逐渐延伸至教育领域，描述了一种通过预演危机情境、制造个体恐惧以推动个体自我规训的治理模式。本研究将“恐惧经济学”在教育领域定义为：通过对未来风险与失败的想象性预演，使个体内化恐惧，并以绩效行为换取安全感的制度机制。这种机制以绩点、竞赛、实习、论文等指标为载体，通过文化叙事、制度设计与心理暗示，形成了“预演失败→恐惧内化→绩效生产”的逻辑链。

• 当某些事实被过度强调，当某些原因被曲解

当前大学校园充斥着关于未来风险的拟态叙事，例如“就业寒冬”、“内卷焦虑”以及“职场35岁危机”等。这些叙事未必脱离现实，但制度通过反复强调这些叙事，将其固定呈现在学生的日常视野中，创造了一种难以规避的“话语氛围”。例如，学校、院系频繁发布绩点排名、公示保研名额、强调论文发表的重要性，学生组织、校内论坛则通过经验分享、成功故事持续渲染这些标准的重要性，将未来抽象的风险转化为具体的绩效目标。

学生无法忽视这些制度化的标准，是因为这些标准直接关系着学生现实的机会获取与未来的社会资源分配。即使学生理性上可能认识到，这些标准未必代表未来实际的风险，但制度通过评价体系（如绩点、排名）建立起的强制性规则，使学生不得不持续投入精力以防范想象中的危机。这种制度化的危机预演机制，使学生对未来风险的预感变成当下强制执行的行为准则，访谈中的S同学表达：

“我知道这种竞争未必真实，但我不得不表现，因为害怕如果停下来，会真的失去未来可能的机会。”

个体之所以难以拒绝这种制度化的恐吓，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的评价逻辑已深刻内化到个体的心理机制中。正如人们把35岁职场危机归因为"个人努力不足"，而非人口红利消退的结构性矛盾 。恐惧经济学通过曲解某些事情的原因来构建其特有的恐惧性的文化道德。高校制度和校园媒体不断赞扬成功者，如“学霸”、“拼命三郎”，这种榜样宣传并非只是单纯地鼓励努力，而是在无形中树立了一套隐性的对比标准。成功被塑造成一种道德义务，未达到成功标准者便自然地被道德化地质疑甚至隐性批判。制度反复强调“成功取决于个人努力”，个体因此容易将客观存在的风险与失败转化为自身责任。一旦未能达到这些制度标准，学生便自然地产生强烈的羞耻感和自我否定情绪，深信自己的失败源自自身的道德或能力不足。这一过程正如访谈中的X同学所批判的：“并非大家真正惧怕失败，而是失败被制度塑造成一种人格污点，迫使我们持续挣扎以避免这种羞耻。”这与传统的榜样效应显著不同，后者并不必然导致对非榜样的道德批判，但优绩主义结构下的制度文化机制，则必然将失败者视为个体道德上的失败。访谈中学生明确表达：

“我不仅害怕失败，更害怕失败后被视为道德问题的个人缺陷。”

“当我每次未能达到自己预期成绩或者目标的时候，在情绪上在很短的周期内肯定是非常沮丧，甚至说有点不太愿意再付出行动，然后有一点想要停下来休息休息，或者说会认为前一段时间的努力都是不太有效果，但是如果说我一直说什么都不做，我情绪可能反而会更加不安，然后我喜欢做一些东西来克服这种不确定感。”

“其实大家害怕的不是失败本身，而是这种失败被制度塑造成了一种耻辱……每个人都在提前演练失败，好像只有拼命积累各种绩效才能避免这种失败。”

批判性地看，社会现实状况不容乐观是客观事实，而高校适当向学生揭示这些客观现实本身并非问题。恐惧经济学概念的批判边界，并非在于否定或无视客观风险本身，而在于制度不当地将这些客观风险转化为个体道德责任和过度规训手段。当客观风险变成了制度性强制和道德化羞辱的工具时，这种转变才真正构成恐惧经济学批判的对象。

• 意识形态发展的滞后性与社会客观发展的不对称性

心理学研究表明，恐惧情绪会抑制人的批判性思维，使其更易接受简单化的解决方案或权威叙事。在现代社会中，意识形态的发展往往滞后于经济、科技等客观社会变革，这种不对称性为“恐惧经济学“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意识形态的更新往往慢于社会客观发展，因此当社会面临不确定性时，人们回归传统价值观（如宗教复兴、家族主义回潮）的倾向与既得利益者的阻挠——旧意识形态的受益者（如垄断企业、传统权力结构）会通过媒体、教育等手段延缓新共识的形成。例如，在技术快速迭代的今天，许多行业仍固守旧有的管理模式，因为变革意味着权力结构的调整，而既得利益者会利用"失业恐惧"来抵制自动化或人工智能的普及。 

在教育领域，家庭在恐惧经济学中正是扮演着意识形态传播的初级作用链的角色。家庭是社会化的第一场所，也是恐惧情绪传递的关键节点。在这个节点中，大多数时候，父母是恐惧的来源，他们通过新闻消费（如灾难报道、经济危机新闻）或自身经历（如失业、疾病）将焦虑传递给子女。很典型的一点就是中产家庭对"阶层滑落"的恐惧，促使家长疯狂投资子女教育，形成"鸡娃"现象。这种恐惧并非完全基于现实威胁，而是被媒体、社会舆论以及商业机构共同构建的集体焦虑。

此外，价值观的固化也会导致一些"杞人忧天"式的恐惧被进一步强化，并强加到子女身上。尤其是当传统家庭结构因社会动荡恐惧被强化，就像在上个世纪被诟病已久的重男轻女，很多家庭选择牺牲姐姐进一步学习的机会，换取弟弟结婚的彩礼。这种现象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尤为明显，反映出社会文化的滞后性如何使某些不平等结构得以延续。而这种固化的价值观与恐惧并不会因为老一辈的逝去而消失，它会进入代际传递的循环。其中既有子女内化父母的危机意识，形成对权威的依赖（如“稳定高于自由”的政治倾向），又使某些保守意识形态得以长期延续，即便社会已发生变革。

学校也在恐惧经济学中起着关键作用，学校教育不仅是知识传授的场所，更是意识形态规训的重要机制。在恐惧经济学框架下，其作用链又不同于家庭。在初高中教育中，“考不上好大学=人生失败”的叙事被反复强化（正如在教育残障化中所论述的那样），使学生接受高度功利化的价值观，人生的意义变成了那张试卷上的红色数字，学生对考试产生恐惧，更对学习产生恐惧。这种恐惧被培训机构、教辅行业资本化，形成“教育内卷”经济。它们通过精细设计的评价体系，将"失败恐惧"深深地植入学生的认知结构中。每一次考试排名、每一张成绩单都在无声地传递着"不进则退"的生存法则。成绩之后的奖惩机制（如纪律处分、成绩排名）更是在不断地传递着“服从=安全”的隐性规则。这种结构抑制批判性思维，使学生对反抗的后果产生恐惧，服从于既定社会秩序。这种恐惧不仅来自对学业成绩的担忧，更源于对未来社会地位的焦虑。当教育变成一场零和博弈，学生们被迫在恐惧的驱使下投入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课外辅导机构正是抓住了这种恐惧心理，通过制造"起跑线焦虑"和"升学恐慌"，将教育异化为一个价值千亿的产业。

更为深层的是，教育系统中的恐惧经济学正在重塑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当"唯分数论"成为主导逻辑时，批判性思维和创造力这些真正重要的素质反而被边缘化。学校不再是一个培养独立思考能力的场所，而变成了生产标准化"考试机器"的工厂。这种异化过程不仅扼杀了学生的个性发展，更在潜移默化中强化了对权威的盲从，为某些特定的意识形态（如优绩主义）传播铺设了温床。恐惧经济学在教育领域的渗透还表现为对差异化发展的压制。统一的课程标准、标准化的考试评价，都在暗示着"与众不同"的风险。这种制度设计本质上是通过制造"偏离恐惧"来维持现有的社会秩序。当每个人都害怕成为"异类"，社会就自然地趋向于同质化，这恰恰是维持现状最有效的心理机制。

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教育的本质目的。真正的教育应该帮助学生建立面对未知的勇气，而非灌输对失败的恐惧；应该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而非训练对权威的盲从；应该鼓励多元发展，而非制造标准化的"优秀模板"。只有当教育回归其育人本质，我们才能从根本上瓦解恐惧经济学的运作基础，为社会注入更多创新的活力和进步的动力。

5. 景观剧场

景观剧场这个概念源于社会批判理论，它将现代社会比喻为一个巨大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个体的身份、价值和成功不再是基于内在本质或实质性贡献，而是通过精心编排的、可视化的表演和展示来构建和评判。 生活本身变成了一场持续的表演，社会成为观看和评判这些表演的剧场。优绩主义主张社会地位和回报应基于个人才能、努力和成就。然而，在景观剧场的框架下，优绩主义被扭曲和强化，其评价标准往往从实质性的能力与贡献，转向了更易于被观看、量化和传播的表象。景观剧场对优绩主义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它为优绩主义的运行提供了表演性的舞台和评判标准，同时也强化了其压迫性。从表演性学术和服从性美学两个方面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作用。

• 当学术沦为表演

表演性学术指在学术领域，学者及其工作的价值越来越依赖于其可展示性、可量化性和传播效果，而非其内在的知识深度、批判性思考或对社会/学科的真实贡献。这表现为追求高影响因子期刊发表数量、引用率、获得奖项和头衔的数量、项目经费额度、在社交媒体上的学术影响力、会议演讲的曝光度等。它将学术界变成了一个争夺关注度和认可度的舞台。学术成就被景观化为一系列可展示的指标和符号，如论文篇数、h-index、名校头衔、奖项照片、媒体报道等。最典型的案例是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把学校放在标题最显眼位置发的一众帖子。这些帖子的发布者如同报菜名一样陈列自己的学术成就，以赚取流量。他们身为意见领袖先天地比普通同学发的帖更有影响力，兼之社交平台的推流策略与网络本身的回声室效应会使这种表演性学术的风潮愈发壮大。名校，奖项，成就等所携带的优绩的优越被传播给同一圈层的同学，进而引发他者的恐惧。

这类帖子提供了一套看似客观、可量化的优绩标准，使优秀学生的形象高度可视化。但变相地鼓励学者将精力投入到制造符合评价标准的景观，如追逐热点、包装研究、策略性合作、自我营销中，而非真正追求知识与创新。评价标准本身成为了目的，学术表演本身成为了优绩的证明，掩盖了实质贡献的不足。持续的表演压力和无处不在的量化排名加剧了学生之间竞争和内卷，迫使他们不断进行自我展示以证明自己的优秀，而未能成功表演者容易被视为不够优秀。另一个典型案例是学校公众号等发布的有关优秀学生的推文，部分文章加工，夸大了更具有表演特质的细节，将学术成功呈现为个人表演的结果，而忽略了资源分配不均、评价体系偏见等结构性因素对个体表演能力和表演机会的决定性影响，同时由于普罗学生不具备基本的话语权，他们的想法被意识形态机器所无视，所改造，进而被异化。

• 臣服于高大宏伟的权威

服从性美学指个体为了在优绩主义体系中获得认可和成功，主动或被动地内化并表演符合主流期望和权力规范的外在形象、行为模式和情感表达。这种服从被赋予了专业、优秀、成功的美学价值。它定义了成功人士应该看起来和表现成什么样子，成为衡量个体是否具备“优绩”潜质或资格的直观依据。它定义并推崇符合权力规范的外在形象和行为模式，将服从包装为美德和能力，诱导个体进行自我规训，使社会竞争中的优绩评判更注重表面的合规性而非内在的批判性。譬如，通过竞赛宣传与颁奖典礼的仪式规程、图书馆穹顶的神圣空间意象以及学士服绶带的色彩等级，将优绩、知识、等级等抽象理念转化为可感可知的荣耀感、神圣感与秩序感，并将评判、权威、学科等级等权力结构包裹在令人敬畏的美学形式之中。这种设计诱导个体主动追求、认同并内化这些美学化的规范与价值，将其视为自然、正确甚至崇高的目标。最终，该机制高效完成了对优绩主义核心逻辑——即竞争、排序、成就至上和承认现有权威——的意识形态灌注，使个体转化为自觉维护和再生产该体系、进行自我规训的优秀表演者。这些精心设计的空间、仪式和符号共同构建了一个强大的景观剧场，在其中，服从不仅是被要求的，更被塑造为具有美学吸引力、值得追求、并能标示身份与价值的理想途径。

因此，景观剧场不仅为优绩主义提供了运作的舞台和评判的透镜，更深刻地重塑了其本质。它将优绩的标准从实质性的能力与贡献，异化为可表演、可量化、可视化的景观符号。这种转变使得个体深陷于一场无休止的自我展示竞赛，其价值被外部观看和量化体系所定义与裁决。最终，景观化的优绩主义不仅掩蔽了真实的价值创造与结构性不平等，更成为一种强大的规训机制，它要求个体持续地、完美地扮演符合系统期待的优绩者角色，从而强化了系统的压迫性逻辑，并确保其自身的永续运转。景观剧场中的成功，往往成为一场精心编排的服从表演，而真正的潜能与批判性思考，则在这场盛大的演出中隐退。

6. 再谈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详解了优绩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如何通过教育残障化、希望政治学、恐惧经济学和景观剧场实现把所有学生“召唤为优绩主义游戏的玩家”主体，并让他们对于这个“天赋”的身份深信不疑，为此忧愁，为此兴奋，为此激动，为此哀伤也为此焦虑。如此看来，意识形态，包括优绩主义这个意识形态，仿佛就是一个人造的、虚假的存在，因而仿佛我们只要让学生们知道优绩主义的所作所为，揭穿它捏造的谎言和幻象，知道那些促使他们进行毫无意义的“自相残杀”的始作俑者，他们就能超脱世外，彻底摒弃这一套无耻的叙事，走向更加真实、有意义的生活。

很可惜，这样的愿景只能存在于我们的想象。在访谈过程中，我们发现认识到优绩主义存在并认为它具有很大的不合理性的学生不在少数，但是一个更普遍的现象是“他们知道的很清楚，但他们还在做”，明显呈现出一种“犬儒主义”的姿态。这当然可以被视作是一种规避未来风险的防御性策略，但这其中除了对于经济形势、个人发展的客观理性的考量，还混合着学生内心深处的“幻象”。

幻象并非简单的白日梦或虚构，而是我们面对社会真实界（即创伤性、无法被符号化的领域）时，为弥合其裂缝和对抗所构建的一种无意识图景。 这种幻象使得我们能够在一个貌似和谐、完整且有意义的社会中行动，在某种程度上讲，人类生活离不开幻象的运作。人们之所以即使已经意识到某些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或其背后的利益，但他们仍然遵循其规则，甚至积极参与其中。这并非因为他们被“欺骗”了，而是因为这种意识形态的幻象提供了一种心理上的“快感”和秩序感，使得生活可以继续。此时，意识形态就不是在遮蔽真相，而是在构建真相——意识形态不再是需要被“揭穿”的面纱；相反，它是一种积极的生产力量，它生成了我们的欲望、我们的享乐方式，以及我们对“正常”和“现实”的理解。例如，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通过不断制造新的商品和消费模式，来构建我们的欲望，并让我们相信这些欲望的满足能带来幸福；而当主体在享受资本主义带来琳琅满目的商品和无微不至的服务，他们的的确确能够获得某种程度上的幸福。主体并非被动地接受意识形态的灌输，而是其无意识的欲望结构本身就受幻象的驱动。幻象为我们的欲望提供了一个叙事框架，这就是在研究发现的第一部分提到的“意义模板”。

人类自身的精神结构就昭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有效性和稳定性，这也就是优绩主义的意识形态驯化为何如此成功——学生一直生存在优绩主义意识形态构建出的幻象当中，在这个幻象的场域下，即便发生实在界和想象界的冲突，也只能是不同幻象之间的冲突，例如预期成绩和实际成绩不符带来的落差和挫败感，然而成绩本身这个幻象能否代表优秀、理想和幸福？一个确乎无疑的肯定答案当然只有在优绩主义的幻象中可以成立。更遑论当优绩主义与资源分配接轨，与消费社会这个更加庞大的幻象发生连接，它便筑造了一个空前庞大、稳定、完善的幻象； 学生们，特别是从小就在考试、做题、成绩的囚笼下成长的“小镇做题家”们，会一直在这个幻象中生存、成长。或许到了某一刻这个幻象会在其他异质性的实在下瓦解，或许会和其他幻象融合而产生一些改变，又或许它会永葆青春，从生到死一直伴随在我们身边。

因此，真正的意识形态批判不再是揭示“谎言”，而是要穿越幻象，直面社会真实的对抗和不一致。这意味着要认识到，社会本身并没有一个完整、和谐的“大他者”，社会秩序的建构总伴随着断裂和创伤。只有当主体敢于放弃幻象提供的虚假完整性，正视自身欲望的无底深渊和社会客观实在的根本裂痕时，才可能迈向真正的政治行动和解放。

4. 无法触及的幕后黑手：回溯性建构及其局限

目前为止，我们从大学生中存在的普遍性焦虑出发，详细解析了优绩主义游戏中，玩家的心理表征与行动逻辑，即“焦虑 – 孤独 - 浮躁 – 迷茫无意义- 更深的焦虑”这个情绪的恶性循环，进而剖析了优绩主义游戏是通过什么样的规则让玩家长期处于这个情绪循环，如何支配他们的行动符合优绩主义的逻辑与预期，具体来说，即不断塑造区隔的、全景监狱一般的并与社会分配强相关的算法评分系统，以及在游戏内随处可见的意识形态驯化。

这样看来，就好像优绩主义本身是一个具有主体性的存在，拥有自我意识，它的唯一目标就是让学生们在各种标准化指标上内卷，且为达成这个目标不择手段。此外，全景监狱、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教育残障化、希望政治学、恐惧经济学、景观剧场等概念，其显现出鲜明的贬义色彩也需要我们进一步澄清。然而，优绩主义的的确确只是一种思想主张。事实上，文中提到的任何概念，都仅仅是作为概括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的学术工具，用以代表某些现象及其原因的集合，它们和它们所映射出的现象本身都是客观存在的，例如算法评分系统的根本缺陷是由于标准化考试成绩这一因素的占比过大，但是这个结果并不是有人刻意为之，而是在教育制度的发展和演变下被时间雕刻成这样；再比如教育残障化也并非是谁刻意抹杀其它的教育形式和教育成果，而是优绩主义作为一个高度同质化的系统带来的必然结果，一如标准化考试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只是贯彻“标准化”带来的必然结果。而优绩主义之所以在我们的论述中看似具备了这样的主体性，是由于我们在进行回溯性建构——我们从焦虑现象出发，在质性研究的纲领下用优绩主义游戏这一套叙事将力图还原事情发展的来龙去脉，从结果回溯原因。 这种建构方式有利于我们厘清整个问题中个主体之间的关系，各个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但毫无疑问，它并不能够让我们更深层次地发掘，究竟是什么让优绩主义游戏具有今天这般的影响力。换句话讲，这一套叙事可以自圆其说，但不能解释自身为何存在。

如果我们现在开始剥离出这一套叙事，站在整个社会的角度上去审视优绩主义游戏，我们会发现它要么诞生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以某种赘生物的形式存在；要么是某些主体在教育系统施加影响、推波助澜的结果。但是对于第二种猜想，我们又很难在现有社会结构中找出“幕后黑手”，因为优绩主义造成的结果无非是使得学生过度重视外部标准化成绩，例如高考成绩、绩点等，进而产生强烈的焦虑情绪和被迫进行没有尽头的内卷。这其中造成的结果是高中教育和大学教育在培养学生独立人格上的失败、学生出现大量心理问题与精神危机以及教育资源的浪费（大量的教师去研究做题方法而不是如何更扎实地传授知识。）虽然国家、学校等主体在教育政策、教育制度的制定上担任核心角色，掌握最大权力，但由于优绩主义泛滥带来的上述结果完全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因此绝非是这些主体有意利用这些“思想或制度武器”去压制学生。

当然，这其中存在比较明显的受益者，即教育培训产业链，例如针对高考、考研考公的培训班或者教育辅助书籍的出版，为了占据更打的时长他们也会不断地宣扬优绩主义，形成对于优绩主义崇拜的再生产，但是宣称这些势力有能力左右整个教育系统的发展趋向未免过于天方夜谭，它们只是伴随优绩主义应运而生的附属物。当我们竭力想要揪出优绩主义背后的幕后黑手，却发现我们好像依旧永远难以触及某个主体或者团体。因此本研究选择把优绩主义的诞生归咎于社会发展的副作用。

我们认为，优绩主义的形成和兴盛绝非偶然，而是扎根于社会发展的特有土壤，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最大的前提即是世界经济由以生产为主导向以消费为主导转型，形成“消费社会”，由此，优绩主义游戏更像是消费游戏在大学教育中的一个缩影。除了消费社会的大背景外，中国社会独特的发展路径也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5.讨论：优绩主义游戏如何在中国诞生

1. 文化基因：科举制度与“以文取仕”的持久逻辑

科举制，这项延续了超过1300年的制度，远不止是一种行政工具；它是一个深刻的社会建制，为社会流动建立了一条标准化的、看似客观的路径 。它打破了门阀士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理想提供了实现的渠道 。这段历史锻造了一种强大的文化记忆，将考试与向上流动和公平紧密联系在一起。

科举考试逐渐成为精英及渴望成为精英者生活的核心组织原则，创造了一个以“功名”为中心的“垄断性价值体系” 。这种聚焦使得全国范围内的教育实现了标准化，科举成功成为至高无上的社会目标 。整个家庭单位都围绕着应试者的成功而组织，从而确立了集体为一个成员的学术追求进行投资的传统 。该制度强化了儒家经典的至尊地位，使教育成为道德修养和政治合法性的同义词，最终塑造了一个文化资本可直接转化为政治权力的“士人政府” 。

儒家“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为整个体系提供了核心的意识形态正当性 。 尽管其原始含义可能更为复杂，但通过科举制度的普及和制度化，这一观念在学术成就、社会地位和国家服务之间建立了牢不可破的联系。这一原则将教育转变为有抱负家庭的主要投资形式。其目标不仅是获取知识，更是为了获得切实的回报：一个能为整个宗族带来荣誉和资源的官职 。这种历史模式与当代“4-2-1”家庭结构下将教育视为高风险投资的观念如出一辙。

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造成了社会流动路径的真空和合法性危机，导致了一段时期的社会动荡，并催生了更多元化的新知识阶层的崛起 。然而，那种深信以考试为基础的优绩选拔是公平的文化信念，并未消失，只是暂时蛰伏。

1977年高考的恢复，重新激活了这一文化脚本。高考制度被社会迅速接受，被视为分配稀缺教育资源最公平、最合法的方式，这直接利用了科举制度留下的文化记忆。它为人们在一个充满竞争的新时代中航行，提供了一个熟悉的、具有文化共鸣的框架。

科举制度最深远的影响，并非考试内容本身，而是它创造了一个关于“何为公平的社会选拔体系”的文化“合法性模板”。这个模板预先设定了中国社会对现代教育体系中那种激烈、高风险竞争的接受度，甚至将其视为一种合法的、可取的优绩主义形式。数百年来，科举是通往权力的主要非世袭途径，这建立了一个根深蒂固的等式：考试成功 = 优绩 = 合法晋升 。它打破了贵族垄断，提供了一种“机会均等”的强大叙事，即便现实更为复杂 。因此，当高考恢复时，它完美地嵌入了这个预设的文化槽位。它不被视为一种全新的、残酷的竞争，而是被看作一种熟悉且“公正”的社会分拣机制的回归。社会对现代教育体系巨大压力的容忍，并非近期现象，而是由这种对特定竞争形式的历史性接受所支撑的。  

此外，科举制度将家庭而非个人，确立为学术竞争与投资的基本单位。这为当代“4-2-1”家庭倾其所有的教育模式提供了直接的历史先例。科举成功是“全家之喁望” ，家庭提供经济、教育和情感支持，而成功的回报则流向整个家族。这创造了一种将牺牲奉献于子女教育视为理性集体投资的模式。当独生子女政策将这一动态集中于一个孩子身上时，它并非发明了一种新的压力形式，而是极大地放大了一个早已存在的、文化上根深蒂固的家庭投资模型。游戏变得更加激烈，但其底层逻辑已延续数百年。

2. 大断裂：从集体保障到个体风险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城市的“单位”是生活的核心组织结构。它不仅是工作场所，更是一个全面的福利供给者，管理着住房、医疗、养老、托儿乃至社会纠纷 。这是一个“资源垄断”和“结构稳定”的体系 。这个体系提供了“铁饭碗”，保障了终身雇佣和安全，使个人免受市场竞争和经济不确定性的冲击。社会地位更多地取决于所在单位的行政级别和个人在其中的政治地位，而非财富 。这种模式塑造了一种“依赖性人格”，个体在其中深度依附于集体 。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系统性地瓦解了单位制。国有企业改革导致大规模下岗，打破了终身雇佣的承诺 。国家从普惠式供给者的角色中退出，住房、医疗、教育和养老的责任被逐步从集体（单位/国家）转移到个人和家庭 。这标志着从集体保障模式向个体承担风险模式的根本性转变。市场经济的崛起意味着资源不再由国家分配，而是由个体在市场中竞争获得 。这催生了基于经济成功的新社会阶层，取代了旧有的政治-行政等级。

在这个充满深刻不确定性和竞争的新环境中，个人开始寻求新的安全形式。随着“铁饭碗”的消失，一张名牌大学的文凭被视为次优选择：一个“金饭碗”。优质教育被看作是在新经济中获得稳定、高薪工作最可靠的投资，从而能够对冲失业、医疗不足和养老无保障的风险。因此，优绩主义游戏成为对高风险社会环境的一种理性但残酷的回应。个人的命运，曾一度与其单位捆绑，如今则与他们的学历证书紧密相连。

以下表格鲜明地对比了市场改革前后，城市个体的生活轨迹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

特征	计划经济时代 (约1950-1980) - “单位制”	市场经济时代 (约1990-至今) - “个体责任制”
就业路径	毕业后由国家分配	竞争性的就业市场
工作保障	终身制 (“铁饭碗”)	不稳定，基于绩效
住房来源	单位分配	市场购买 (需高收入/负债)
医保/养老	单位提供	个人/雇主共缴的社会保险
身份认同	集体 (单位)	个人 (人力资本)
晋升机制	政治忠诚度、资历、人际关系	市场竞争、证书、业绩指标
核心焦虑	政治合规性、阶级背景	经济生存、社会流动、落后于人

单位制的瓦解在中国社会中制造了一个深刻的“安全真空”。优绩主义游戏迅速涌入以填补这一空白，教育成就成为终身安全的首席代理指标。单位制曾提供了全面、可预测的终身保障，回答了关于生存与福祉的基本问题 。市场改革移除了这一结构，却未能立即以一个健全、普惠的社会安全网取而代之，这造成了普遍的社会性未来焦虑 。在一个市场化的社会中，稳定高薪的工作是安全（获得住房、医疗等）的主要来源。而一张顶尖大学的文凭被视为通往此类工作最可靠的途径。因此，教育领域激烈乃至绝望的竞争，不仅关乎地位，更是一种重建因计划经济瓦解而丧失的安全感的理性策略。这场游戏的心理赌注是生存本身。

同时，社会地位的定义也发生了根本转变。单位制通过关系来定义地位（个人在集体等级中的位置），而市场经济则通过交易来定义地位（个人价值由市场竞争决定）。这种转变使得可量化、可携带的凭证（如文凭）变得至关重要。在单位制中，身份是固定的、关系性的：“我是钢厂的一名科长”，安全感源于个人在结构中的位置 。在市场中，身份是流动的、交易性的：“我是一名毕业于X大学的程序员”，安全感源于必须在公开市场上不断被证明和验证的“人力资本”。顶尖大学的文凭是人力资本最终极的、可携带且被广泛认可的象征。它是一种可以在任何地方“交易”为一份好工作的货币。这解释了社会对排名和证书的痴迷。在一个流动的、交易性的世界里，个体紧紧抓住最稳定、最被公认的价值标记。优绩主义游戏正是获取这种货币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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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压锅：人口、稀缺性与教育军备竞赛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独生子女政策从根本上重塑了中国家庭，创造了“4-2-1”结构（四位祖父母、两位父母、一个孩子） 。这一人口结构上的转变，将整个家族的经济资源、社会期望和焦虑都汇集到了一个孩子身上 。对于家庭而言，这个独生子女成为其未来的唯一“投资组合”。他/她的成败承载着整个家庭向上流动和养老保障的全部希望。这使得育儿转变为一种高强度的、高压的管理项目，旨在最大化孩子的竞争优势 。赌注变得异常之高，因为没有第二次机会，也没有其他兄弟姐妹可以作为后备。这种动态是驱动从幼儿园就开始的教育军备竞赛的关键，也是家长焦虑的来源 。

1999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而启动的大学扩招，其初衷是刺激内需、延缓青年就业并推动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 。大学生的数量确实因此飞速增长 。然而，这一政策的非预期后果是严重的“学历贬值” 。虽然获得大学教育的机会增多了，但毕业生供给的急剧增加导致了文凭的通货膨胀。曾经作为精英地位稀有标志的学士学位变得普遍，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信号价值显著下降，导致收入回报降低。

这种贬值催生了一种全新的、更激烈的竞争形式。目标不再是简单地“上大学”，而是要上“精英大学”（如985或211工程院校）。对有限顶尖名额的争夺变成了一场规模巨大的零和博弈 。大学扩招非但没有缓解压力，反而矛盾地将压力向上推移，创造了一个更加分层、更加残酷的筛选机制。这直接导致了原始报告中所描述的“排行榜焦虑” 。

独生子女政策与大学扩招共同作用，形成了一个毁灭性的反馈循环。前者将所有家庭风险集中于一个孩子的教育成果上，而后者则贬值了本应降低该风险的凭证。这种效应的叠加，解释了这场游戏中的“孤注一掷”心态。具体而言，“4-2-1”的家庭结构意味着家庭已将“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孩子的失败对整个家庭的投资而言是灾难性的、无法挽回的损失。与此同时，大学扩招意味着一个普通大学学位的“安全”投资已不再安全，它变成了一种低收益、高风险的资产 。为了给他们唯一的、高风险的投资“去风险”，家庭被迫只追求教育世界中的“蓝筹股”：顶尖1%大学的学位。这导致了对固定数量精英名额的爆炸性竞争增长。压力不仅在于出人头地，更在于避免他们最重要投资的灾难性失败。

这些力量的结合也从结构上催生了“小镇做题家”这一原型，该形象是原始报告叙事的核心 。对于那些身处大城市之外、经济和文化资本有限的家庭来说，高考分数是他们拥有的唯一“通货”。独生子女政策放大了这一单一资产的重要性。而学历贬值意味着一个平庸的分数毫无价值；只有能够进入精英大学的超高分数才有意义。因此，这些家庭唯一的理性策略就是通过无休止的、单一目标的应试准备来最大化这一资产，而这往往以牺牲所有其他方面的发展为代价。“小镇做题家”并非个人选择，而是对系统逻辑的一种结构性必然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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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福音：消费主义与个人成功叙事的合流

市场经济释放了一股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浪潮。成功，曾一度由政治地位或学术荣誉定义，如今越来越被炫耀性消费所定义：奢侈品牌、汽车和房产 。这为社会地位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可见且可量化的衡量标准。这种强烈的物质主义不仅是享乐主义，也是对市场转型所产生的深层经济不安全感和焦虑的回应 。在一个动荡的环境中，拥有财产和奢侈品成为展示安全与成功的有形方式。优绩主义游戏则是获取实现这种展示所必需的财政资源的主要途径。

类似于“美国梦”的叙事——即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辛勤工作和个人奋斗获得财富与成功——变得广为流传 。这种意识形态与后改革时代个人努力至上的现实完美契合。“成功学”的兴起为这种叙事提供了一套伪科学的公式，常常将成功简化为一套简单的、可复制的技巧和一种永不言弃的雄心壮志心态 。这个框架将成功或失败的全部责任归于个人，从而巧妙地掩盖了结构性的不平等。这些叙事将教育定位为个人“奋斗”征程中必不可少的第一步。激烈的竞争不被描绘为系统性问题，而被视为锻造成功个体的必要考验。

尽管不总是明确表达，但新自由主义的逻辑为这些趋势提供了思想基础。这包括将个人视为“人力资本”单位，必须通过教育等方式不断投资于自身，以最大化其市场价值 。新自由主义推崇竞争是社会分拣和资源配置最有效、最“自然”的机制 。这种意识形态为优绩主义游戏所产生的不平等提供了强有力的辩护，将赢家描绘成理所应得，而将输家视为个人能力不足，这正是原始报告中对“精英的傲慢”进行批判的核心主题 。

新的消费主义成功定义与优绩主义游戏的焦虑之间存在一种共生关系。前者提供了目标（一种高消费的生活方式），而后者是实现该目标的主要手段。消费社会建立了一个基于物质财富的、清晰可见的成功等级体系 。要进入这种生活方式，需要高而稳定的收入，而这正变得日益稀缺和困难。精英教育被视为通往高收入工作的最可靠路径。因此，对消费主义“美好生活”的渴望直接加剧了教育竞争的激烈程度。反之，投入于教育游戏的巨大努力也创造了一种对有形物质回报的心理需求，进一步强化了消费主义价值观。

这些意识形态的合流为系统的残酷性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不在场证明”。通过将成功塑造为纯粹个人努力的结果，它免除了系统对结构性不平等和巨大心理痛苦的责任。新自由主义和“成功学”叙事都强调个人能动性和意志力高于一切 。这种逻辑与优绩主义声称考试结果是个人能力和努力的客观衡量的说法完美互补。因此，如果一个个体在这个体系中失败，叙事会引导他/她认为是自己的错——不够努力、不够聪明，或者心态不对。这种意识形态框架的作用是使游戏的结果合法化，鼓励参与者自我归咎，而不是去质疑游戏本身的公平性或合理性，这与原始报告中对将失败归咎于个人的批判观点相呼应 。

该体系并非由任何单一行动者出于恶意设计而成。相反，它是一系列重大的历史、经济和社会变迁所导致的非预期的、具有路径依赖性的后果。这是一个强大的、能够自我延续的系统，诞生于中国独特的过去与其动荡的现在的碰撞之中，将个体困在一个他们并未制定规则但又不得不参与的游戏里。